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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 地下室悲劇

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的地下室悲劇問題意識，是一種對人性有著深刻認知，對於人們必須言不由衷、話中有話，進行同情性地理解。誠如他在1864年《地下室手記》[1]裡明白講著的：

每個人的回憶中都有這樣一些東西，它們不能向眾人公開，而只能向朋

友坦露。另有一些東西，就是對朋友也不會公開，而只有對自己坦誠，

並且諱莫如深。最後，還有一些東西，甚至害怕對自己公開，而這樣的東

西，在每一個體面的人那裡都積累得相當多。情況甚至是這樣：一個人

越是體面，他所積累的這類東西就越多（2010(6): 206）。

本文的地下室悲劇問題探討，是建立在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複調小說觀點之上的延續與補充。正如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2]所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創造了一個複調世界，突破基本上屬於獨白型（單旋律）的已經定型的歐洲小說模式」（1998(5): 6）。而地下室悲劇的論述，則是在此一複調小說「人身上的人」、「話中之話」上，進一步指出︰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前言稿」（For the preface）[3]所自稱的，他是唯一寫出地下室悲劇、同時也是第一個寫出代表俄羅斯大多數人心聲的作家。他提及，究竟是什麼力量讓果戈理（N. V. Gogol）被迫「撒謊與獻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答案就是地下室。地下室悲劇由於是那麼地符合真實，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自己被稱為地下室詩人（poet of the underground），不僅不是貶抑、反而是他的榮耀。

在《地下室手記》之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從溫情人道主義蛻變至最高意義上的現實人道主義。在此之後的五部長篇小說[4]創作歷程中，特別是最後兩本《少年》與《卡拉馬佐夫兄弟》，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中引述格羅斯曼（Leonid Grossman）的話表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晚期小說是神祕劇」（1998(5): 21）。巴赫金進一步論述神祕劇觀點，認為神祕劇的多元與複調只是形式上的，其結構並沒有眾多意識與各自世界。這裡一切都已預先決定，一切都是封閉的和完結了的，儘管確非單是在某一點上完結的。而本文「走出地下室悲劇的卡拉馬佐夫少年」要旨，即是嘗試對巴赫金以上神祕劇評論的另一種說明。

由於巴赫金有著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同的政治牢獄之歷，因此能夠詮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複調小說論點，其實是有脈絡可循。只不過1963年發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時，依舊是在顯性極權的蘇聯時空背景下，巴赫金只能說出他可以說的複調小說部份；而在該書的後半部，巴赫金轉而提及作品的莊諧體、梅尼普（Menippus）諷刺式的狂歡與笑的民間文學題材討論。我們看到，巴赫金也有他自己難言之隱的「地下室」，所以如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他也沒有清楚言明那地下室悲劇問題的根本「迫使力量」之所在。

地下室問題在顯性極權體制下，不管是沙皇或蘇聯時代比較容易覺察，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記》之後，在五本長篇小說裡佈下重重的密碼與暗號，以免再次文字入獄。對比之下，在隱性極權的所謂「自由民主」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裡，地下室問題則是被更細膩地操控隱藏著，因此更加晦暗不明難以覺察。本文主旨，即是希望言明那巴赫金的「難言之隱」，以及從果戈理以來那「迫使力量」為何；亦即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人身上的人」、「話中之話」，試圖提出一種解碼觀點。然後以此對照著，在隱性極權資本主義社會之下，其有可能的、更深沈的「地下室悲劇問題」為何？而筆者自知之明的是︰這個地下室問題不可能有一致答案，因為每一個人也都應有屬於自己的地下室問題。

貳、從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巴赫金

巴赫金在對果戈理文學的評語中，有一段是這麼寫著：「從果戈理那兒延伸下來的只有一條線——陀思妥耶夫斯基。除了這一例外，沒有人承傳果戈理的美學」（2009: 329）。一向自謙低調的巴赫金，並沒有繼續如此說著，延續在這之後「地下室問題」的繼承者就是他自己。

一、書報檢查下的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1849年因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Petrashevsky circle）案發被判死刑，臨刑前改為流放西伯利亞鄂木斯克囚堡服四年苦役，之後充當列兵五年，十年後1859年重返彼得堡文壇。陀思妥耶夫斯基會被捕判刑，主要是因為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會上宣讀1847年〈別林斯基致果戈理信〉，信裡別林斯基（V. G. Belinsky）抨擊果戈理違背《死靈魂》創作信念的新作《與友人書簡選》，並主張廢除俄羅斯的農奴制。

而當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年流放歸來之後，別林斯基派一分為自由主義與革命民主主義，與斯拉夫派鼎足而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些派別之外，另立「根基論」，認為忠於沙皇、篤信東正教的平民百姓是俄羅斯大地的根基，如何讓這彼此之間恢復過去的融合是當務之急。在接下來的創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動迎戰在他看來脫離根基的革命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而實質上從1861年發表早期著作《窮人》擴大版的長篇小說《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資本主義核心主題的羅特希爾德（J. Rothschild）[5]「金錢至上」思想，才是被作品抨擊的主要對象。在書報檢查的監視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將革命民主主義者以虛無主義者之名批評，究竟是真誠還是刻意的政治表態，值得我們深思探究；另一方面，他對代表羅特希爾德金錢至上功利主義的一以貫之批判，至今依舊是思想小說的典範。而這也某種程度說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在資本主義全盛期的今天，依舊備受冷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書報檢查的險境下，處境最為坎坷的是果戈理。據果戈理稱，《死靈魂》小說的主題是普希金（A. S. Pushkin）提供的，而他之後花了八年才完成的作品。寫作過程中，果戈理甚至悲歎地說著︰善良的主啊，我們的俄羅斯是多麼令人悲痛！然而完成後，出版檢察官的刁難讓經濟拮据的果戈理一度陷入絕境。《與友人書簡選》更是遭到前後夾攻︰政府的報刊檢查令其五篇文章不得發表否則全書不能出版[6]；而讓果戈理自稱因此而「徹底毀壞了健康」的，則是別林斯基對他抨擊的〈別林斯基致果戈理信〉。而這封信，正是前面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宣讀賈禍的文件。

    果戈理告訴大家《死靈魂》將會有三卷，第一卷出版後雖受到熱烈歡迎但他本人卻滿意有限。在之後又花了十年完成的第二卷（1852年），並向友人稱每個字、每個字都似乎是用鉗子夾出來的。然其完成後卻在一位教士的勸說下，親自將第二卷完全燒毀，隔了幾天後不幸與世長辭。

而巴赫金的遭遇幾與上述兩人相似。1929年前後，巴赫金因為研讀康德（I. Kant）哲學被捕，判刑流放五年；若非有人營救，流放地方可能是死亡地帶，而非後來的北哈薩克斯坦的邊區小城庫斯坦奈。歷劫歸來的巴赫金以他人為名著書，《弗洛伊德主義》、《文藝學中的形式主義方法》與《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等著作，一直到他過世前一年才公開承認是他寫的。

經此劫難，巴赫金接下來的言行令人難以捉摸，其公開活動與私下言行時常不一致。他不會詬病那些違心讓步的人，同時也善於同各種主張的人互動；甚至面對檢查制度要求他修改文稿時，巴赫金也只是聳聳肩、修改了事（克拉克（K. Clark）與霍奎斯特（M. Holquist），1992: 8）。而巴赫金在彌留之際，特別又請人講了一次《十日談》中的一個故事。這故事是說，有一個人死後被奉為聖徒，並且在墓前顯現奇跡，但實際上這個人生前是個壞蛋。巴赫金生在果戈理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後，類似的生命經歷，使他成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悲劇」的繼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