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自己，愛這個世界

參、地下室悲劇的三個思想問題

英國女作家伍爾夫（V. Woolf）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那一時期的俄國小說，曾經如此感嘆地說著：「很可能會令人感覺到，除了他們那種小說之外，要撰文評論任何其他小說，都是白費時間。如果我們想了解靈魂和內心，那麼除了俄國小說之外，我們還能在什麼別的地方找到能與它相比的深刻呢」（1990: 13）？

應該說那時期俄國作家並非天縱英明或特別聰穎，而是西歐資本主義社會的作家們，實已難體會那種既要面對已經來到門前的資本主義、又要面對仍在當道的專制王權的雙重夾擊。傳統俄羅斯社會首先眼睜睜地看著，政治上聲稱「自由平等博愛」衍生的拿破崙直接踏入莫斯科，並由此喚起衛國戰爭。《戰爭與和平》中羅斯托夫伯爵家的尼古拉，看著自己的皇帝與他認為的罪犯拿破崙會面，喝悶酒地感嘆「那些丟胳臂缺腿的人和犧牲的人又是為了什麼呢」（2004: 566）？而當1860年代人們困惑於「拿破崙思想」時，托爾斯泰可以明明白白地在《俄國導報》連載《戰爭與和平》，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卻必須小心翼翼地與《俄國導報》編輯們懇求「看在上帝的分上，其餘的請不要再改動了。……愛惜我這可憐的作品吧……」（2010(8): 700）。而這個作品就是《罪與罰》，其中主角拉斯柯爾尼科夫糾結的「拿破崙思想」，正是地下室的第一個問題。

除了上述法國政治思想衝擊，1870年代的俄羅斯則是再加上來自英國經濟思潮所帶來的社會變遷。這次明顯可見的是鐵路，而且永遠無可逆轉。托爾斯泰創作《安娜．卡列尼娜》裡，其中列文厭惡經濟思潮並身陷精神危機；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少年》則延續過去以來關於金錢至上的批評。《少年》幾與《安娜．卡列尼娜》同時連載。187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記》裡關於《安娜．卡列尼娜》的評論，既是批評列文「反對塞爾維亞戰爭是又一例獨行其是」，同時卻也高度讚許安娜「是可以向西歐展示我們特有的獨立性」。事實上，托爾斯泰的列文是從貴族高高在上的角度批評新興經濟思潮，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是從「窮人」阿爾卡季另一邊批評金錢至上。不過，金錢至上的羅特希爾德思想絕非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敢明說的地下室問題，他甚至是明擺著將之當成箭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許想著，對著這第二個羅特希爾德問題，可以避開可能間接指涉可以推翻沙皇政府的第一個拿破崙問題。

    地下室的第三個問題是作者關於上帝存在與否的思考。由於監獄裡唯一允許閱讀的書籍是新約福音書，出獄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僅延續之前對人性的探索，同時也對超驗的宗教問題表達個人觀點。然而在俄羅斯東正教的氛圍下，對上帝存在的質疑仍有一定風險。一個期待自由思想的作家，不希望對此一宗教議題有任何慣性約束，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清楚認知到要深刻探索此一問題，仍須有一定的「掩護」。在《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宗教大法官話語裡，其實是潛藏著無神論觀點的陳述。

一、拿破崙思想問題的省思

    《罪與罰》被認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前期創作的總結，它在1866年《俄國導報》上發表，同一時間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也在該刊連載。而這兩本書環繞的主題，正是關於拿破崙事蹟的如何詮釋。事實上早在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第二章的十四中，就呈現了當時許多年輕人崇拜拿破崙而藐視平凡百姓的現象，「我們都在向拿破崙看齊；成千上萬兩隻腳的東西，對於我們只是工具一件，我們認為感情滑稽、野蠻」（2012: 51）。然而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這裡，詮釋觀點明顯倒轉過來。

    早在1846年的短篇小說《普羅哈爾欽先生》裡，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首次討論到拿破崙問題，而到《罪與罰》這裡[1]，詞意是「分裂派」的小說主角名字拉斯柯爾尼科夫，正是因為拿破崙思想的困惑而犯下罪行。罪行被分裂為兩邊︰一邊是拉斯柯爾尼科夫的犯罪，他想藉此抗議社會的不公；另外一邊則是「超人意識」的犯罪，就像拿破崙一樣「犯下眾多罪行」後，竟然還受到後世人們尊崇。而這兩邊，最終會被如何評價，正如拿破崙曾說的︰從高超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讓後代子孫去評斷吧。

    困擾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拿破崙思想問題，透過《罪與罰》拉斯柯爾尼科夫犯下罪行後的這一段自言自語清楚表露，他說︰

不，那些人可是非同一般的。真正的主宰者是能夠為所欲為的︰他攻

克土倫，在巴黎展開了大屠殺，在埃及扔下了一支軍隊，在莫斯科的遠

征中耗費了五十萬生命，可在維爾那用一句語意雙關的俏皮語就推卸了

自己的責任；但在他死後，人們還為他樹碑立傳。由此可見，他是可以

為所欲為的。不，這類人顯然不是血肉之軀，他們是用銅鑄成的

（2010(7): 345）！

拿破崙思想是把自己當作唯一目的，而別人是促成自己目的的工具。而將經濟自利的金錢至上資本主義推到極致，其實就是將拿破崙思想呈現在經濟領域上。於是拉斯柯爾尼科夫對著妹妹的未婚夫盧仁說︰「若是實行您剛才宣揚的觀點，結果就是說︰人是可以宰割的……」（2010(7): 190）。雖然從溫情人道主義蛻變成現實人道主義，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是從根本的道德基礎（所有人都是目的，不應成為他人的工具），透過拉斯柯爾尼科夫的重生經過，否定拿破崙思想並期望能扭轉這樣的政治經濟觀點。而在後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普希金的推崇裡，我們也再一次看到他對「任何人都是目的，不應當成工具」的理念堅持。這是人道主義最根本的基石所在。

    即使是抗議社會不公，但也不能自詡自己是人類的立法者或主宰者，可以像拿破崙一樣，自認超人般越過這個「每個人都是目的」的道德底線。於是《罪與罰》的後半段是，拉斯柯爾尼科夫透過索尼雅的宗教信仰而有了重生復活的依靠，為自己犯下的罪行，一步一步地走向懺悔與就贖。雖然小說結尾，拉斯柯爾尼科夫向索尼雅借的福音書一直都放在自己的枕頭下從未翻過，但作者卻說著，這確定是新生故事的另一開端。分裂的拉斯柯爾尼科夫漸漸合而為一。

關於拿破崙思想問題，作者在《罪與罰》之後就無多談。可能的原因是，那將會觸碰到沙皇政府的合法性議題，因為過去以來的歷史一直都還是成王敗寇，沙皇政府終究還是可能會被類比為拿破崙。對比之下，羅特希爾德思想的銀行家問題無此顧慮，況且時代趨勢也顯示，羅特希爾德思想在未來會比拿破崙思想更有主導力量。不過，晚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普希金《葉甫蓋尼．奧涅金》的極力推崇，特別是該書女主角達吉雅娜對於婚姻的忠誠，認為自己的幸福不能建立在別人的不幸之上，這與《罪與罰》中強調必須將人當成目的而非工具，是前後相互呼應的。

二、金錢至上的羅特希爾德思想

在《往事與隨想》中卷第三十九章標題裡，赫爾岑戲謔地寫著「皇帝詹姆斯．羅特希爾德和銀行家尼古拉．羅曼諾夫」。赫爾岑在該章內容描述，尼古拉皇帝一直扣留著他的財產，但他卻因為結識銀行家羅特希爾德而最終得以解圍。赫爾岑描述著羅特希爾德銀行家如何威脅尼古拉皇帝，「完全像一個政權對另一個政權的談判」（1998: 438）。另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中，少年阿爾卡季說明其「思想」是，成為羅特希爾德那樣的富豪。阿爾卡季甚至轉述「據報紙報導，在維也納的某個車站上，就有一名外國伯爵或男爵在大庭廣眾之下，給一位當地銀行家穿鞋，而那位居然不動聲色地接受了」（2010(13): 116）。

    如果說《堂吉訶德》是從封建社會內部自我瓦解，王公貴族被第三階級的資本家漸漸取而代之；那麼《少年》裡為爾西洛夫的起落，則是俄羅斯貴族從外部被法國所影響而漸漸退出舞台。「多餘人」形象從普希金的奧涅金開始，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為爾西洛夫結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最後，甚至還間接提及托爾斯泰是「那位假設的小說家」，其《安娜．卡列尼娜》的列文「是個退場人物，並且確信人生舞台已經不再給他留下位置了」（2010(14): 752）。而確實在其接下來的《卡拉馬佐夫兄弟》裡的人物，都沒有了貴族角色，「多餘人」正式走入歷史。

    阿爾卡季談及其所謂羅特希爾德思想及其力量就在於︰金錢是唯一的手段，它甚至可以使微不足道的人成為高人一等的人物（2010(13): 114）。事實上，早在《白痴》裡，納斯塔西婭將盧戈任給她的十萬盧布仍進壁爐，用以測試人的靈魂時，圍觀的人不僅驚呼「上帝呀，上帝呀！」，甚至許多人還畫起十字時（2010(9): 236-237），金錢就幾乎象徵地取代世間上帝的角色。而在《少年》這裡，更是直指羅特希爾德之名，其金錢至上的思想是如何扭曲著少年阿爾卡季的價值觀。

    在《少年》這裡，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確地認知，即使他如何地不願順服這個金錢「力量王國」，但此刻的資本家即將成為歷史主角已是勢不可擋。藉由阿爾卡季在莫斯科時的收養恩人謝苗諾維奇的回信，呈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之識見︰

    再往後，連這種厭世的孫輩也會消失，將會出現目前還不知道的新的人

物，出現新的幻景；但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呢？如果他們不美，那麼往

後的俄國小說就會令人十分難堪了。可是，唉！到那時令人十分難堪的

難道只有小說嗎（2010(14): 752）？

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與馬克思（K. Marx），我們驚訝地發現他們兩人，幾乎是同一時代、然後以不同學科的寫作模式，記述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崛起的經過。馬克思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與1867年的《資本論》，從政治經濟方向推論資本主義終將崩壞；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卻是從小說文學角度，告訴我們資本主義時代才正開始。在俄羅斯，即使列寧（N. Lenin）讓馬克思的預測，曾經階段性地對了將近八十年；但1991年之後，我們卻赫然發現，原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識見才更符合真實。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裡，更是指出複調小說只有在資本主義時代才能出現，並且最適宜的土壤就是那時剛碰到資本主義有著眾多社會矛盾的俄羅斯。巴赫金甚至引述考斯（Otto Kaus）《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命運》書中的話︰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歌頌資本主義時期的人中最堅決、最一貫、最鐵面無私的歌手。對於我們這個誕生於資本主義水火之中的現代世界來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是送葬曲，而是搖籃曲（1998(5):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