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自己，愛這個世界

三、上帝缺席的無所不可思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最後，間接提及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部向後看的歷史小說，因為那樣美的典型在當代已不復存在。所以其最後天鵝之歌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呈現的是朝前看，寫當代幾乎被毀的俄羅斯人，如何能夠在這「無所不可」的混亂無序中復甦重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這個資本主義「無所不可」的新時代，使得他稱之為「大家都一樣」[1]的卡拉馬佐夫人性，不僅衝垮王公貴族原本自認「自己都沒錯」[2]的舊時代，同時也對上帝存在的傳統信仰造成重大危機。

會有這樣的疑惑是，人世間有這麼多的問題與不幸，讓人懷疑起如果是仁慈的上帝怎麼會讓許多這樣殘酷的事情發生？阿廖沙的二哥伊萬控訴著：那大冷天被關在茅房的小女孩，向上帝哭訴的眼淚；那在母親面前，眼看著一大群獵犬將她的孩子撕成碎片。於是伊萬對著阿廖沙說︰「這世界就是建立在荒謬之上的，……。阿廖沙，我不是不接受上帝，我只是恭恭敬敬地把門票退給他罷了」（2010(15): 381, 385）。這麼多的世間苦難，要說上帝是仁慈的，怎麼會放任不管而「缺席」呢？難道世間的合目的性，是人所不能妄想理解的神祕，並要繼續接受上帝僅以「沈默不語」來回應受難者的呼喊「為什麼」？

事實上，在〈馬太福音書〉與〈馬可福音書〉裡都記載著，當耶穌被釘上十字架後，其生命最後是大聲哭喊著︰「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何你要捨棄我？」[3]

在伊萬對阿廖沙闡述的「宗教大法官」寓言裡，九旬老翁大法官對耶穌詰問，為何要如此相信凡人的自由意志。而人性的真實與現實是：人們生得比你想像得要弱一些、矮一些，你這麼尊重他們，反而是不同情他們，……減少一點對他們的尊重，降低一點對他們的要求，這樣才是真正地愛他們，他們的負擔也才不會那麼重。要他們自己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自由地決定自己的行為，其實反而讓他們更加迷惘與痛苦。

這段寓言，從頭到尾都是大法官的獨白，耶穌始終平靜不發一語，而最後耶穌起身向這位老翁一吻，在大法官心中注入一股暖流，但老人原來的想法並沒有改變，並對耶穌說著「走吧，別再回來了……永遠不要再回來了……永遠，永遠也不要再回來了」（2010(15): 418）！

耶穌選擇不語但如暖流般地吻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言外之意是，上帝並非不存在，而是上帝選擇缺席於這個人世間。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上帝缺席」的世界比「上帝介入」的世界，一方面更真實，如伊萬控訴的荒謬世界；但另一方面卻是上帝更大的愛與期待。這大起大落的卡拉馬佐夫「人性」，會仰望九霄雲外、但也會俯視萬丈深淵。人如何純粹自發而非「假言的」（hypothetical）、有條件的、有目的地尋求「做好事有好報」的恩賜；而是逐步點滴建立在屬於人自己可以相信的「定言的」（categorical）、自我規範的、可實現烏托邦塵世，這是上帝對人更尊重的期待。因此，當上帝選擇在人世間缺席，以及對十字架上耶穌的「捨棄」，那是對人更高層次的愛。

在前面三大問題的陳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這裡，以第三、但可能是最根本的問題，逆轉了前面兩大問題的幽暗面。亦即人們認知到現世的「權力王國」與「金錢王國」是如此的絕對強大有力，但人卻也可以積極自主地（如阿廖沙），為所應為、選擇走自己的路。雖然這樣期待的人性尊嚴與理想，依舊是未完成的、像天堂般的塵世歷程；但卻是人之所以為人，最為獨特與寶貴之所在。正如法國思想家韋依（S. Weil）在〈《伊利亞特》，或力量之詩〉所說的︰「只有認知力量王國，並懂得不去順服這個王國，才有可能去愛，並做到公正」（2012: 35）。

肆、嘗試走出地下室悲劇的晚期陀思妥耶夫斯基

1875年3月22日，在為《少年》而寫的「前言稿」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陳述何謂地下室悲劇：

他們只不過表達了淺薄自愛（petty self-love）的詩意而已。唯有我

一人寫出了地下室的悲劇性，這種悲劇性在於受苦、自虐，意識到美好

的東西卻無能力去達到，而且關鍵是，這些不幸者深信所有人全都如此

，因此連改正都無必要！有什麼能支持改正者呢？獎勵、信仰？獎勵—

—無人能給，信仰——無人可信！……地下室，地下室，地下室詩人，

——小品文作者們口口聲聲這麼說，作為對我的貶辭。一群傻瓜，這是

我的榮耀，因為真實在此（2010(14): 757）。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少年》到《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創作過程中，不只走出了象徵黑暗的地下室，更是呈現了充滿亮光的光明大道。從阿爾卡季「未成熟青年」（a raw youth）的新思想、新生活，到阿廖沙「青年」在巨石旁與兒童們手牽手，期許未來生命更美好的演說。

2010年主編《費．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陳燊在第一卷的總序裡提到，根據多利寧（A.S. Dolinin）《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後兩部長篇小說》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前後的轉變。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反過去激烈反對俄國所謂最進步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別林斯基、赫爾岑和涅克拉索夫（N. A. Nekrasov）等人的態度。1874年4月，涅克拉索夫為自己主編的《祖國紀事》向陀思妥耶夫斯基邀稿，陀思妥耶夫斯基罕見應允，沒多久即在此連載《少年》（2010(1): 47-48）。另外，格羅斯曼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傳》中也指出，正是對「少年」阿爾卡季需要不尋常的文學描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晚期作品呈現出「特殊而又複雜的風格」。格羅斯曼認為，這種風格預示著小說家逝世後現代藝術流派的出現：「在最後一個時期，他特別喜歡作品結構的矛盾性乃至“怪誕”，認為並非一切都應該一目了然，簡明易懂，作者有權不把話說完，甚至玩弄一點玄虛也未始不可。“讓讀者自己去動動腦筋吧！”他在1872年寫道，並聲稱自己有權創造一種特殊的、艱難的、複雜的、別出心裁的、甚而是超自然的風格」（1987: 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