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命奮鬥史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所處的那個時代，經歷著他所說的，沒有任何神聖東西的地下室悲劇，直到他生命即將謝幕的前幾年，才在其作品與評論中，呈現出其走出地下室悲劇的重生期待。
早在1845年，涅克拉索夫拿著他的《窮人》作品跑到別林斯基家大喊「出了一個新的果戈理了！」隔幾天，別林斯基對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說︰「請珍惜您的天賦，對它忠誠不渝，您會成為偉大的作家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永遠記得那一時刻，在服苦役期間，每當回想起這一時刻，自己精神就振奮起來。在1877年《作家日記》發表的〈俄國的諷刺作品。《處女地》。《最後的歌》。舊時的回憶〉評論最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引述涅克拉索夫四行詩〈我即將成為腐朽之物〉的最後一節︰
他們那富有預見的歌沒有唱完，
倒下了，成為邪惡和背叛的犧牲品，
正是風華正茂的歲月；他們的肖像
從牆上用責備的眼光望著我（2009: 131）。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感「責備的」用詞份量很重，然後與大家一起捫心自問、自己做出判斷「我們『忠誠不渝』了沒有，是一直忠誠不渝嗎？……但是請你們自己來讀一讀這些痛苦的歌，讓我們親愛的熱情的詩人復活吧！這位熱情地去受苦的詩人啊！」
「這位熱情地去受苦的詩人」與「痛苦的歌」，不就同時也指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本人與其作品嗎？為了不要雖生猶死、無論如何都要寫作；而許多時候，卻也必須做出妥協；然而卻又想到那份量很重的「責備眼光」……。從這裡，或許我們才能感慨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會在遺囑中交代「不要把他葬在別林斯基旁邊」的難言之隱。
這位熱情地去受苦的詩人，正是在其風華正茂之際被捕入獄。苦役歸來，在無論如何也要寫作的情境之下，他靜靜地走入了地下室。而就在生命即將步入尾聲階段，其呈現的創作風貌卻是，他輕輕地步出了地下室。
《少年》在《祖國紀事》月刊連載完畢後，1876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記》中編寫了一個〈在耶穌身旁過聖誕節的小男孩〉的奇特寓言[1]。心碎般地結局，但也呈現了在現實絕望中的宗教重生。「我彷彿看到地下室裡有一個男孩，……忽然在鋪板上摸著了自己的帽子，用手探著路，輕輕地走出了地下室」（2009: 44）。這個悲慘逝於柴堆、但卻昇華到耶穌身旁過聖誕節的小男孩，那「輕輕地走出了地下室」敘述，宛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歷經《少年》創作後，其個人即將重生的具體而微寫照。作者非常珍愛這篇短文，1879年兩次在彼得堡的文學晚會上朗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悲劇與其晚期作品的嘗試超越，讓我們更加體會其生命的艱難與充實。
艱難的地下室悲劇生命經驗，讓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下子就看出托爾斯泰的不合時宜。封建貴族如果不能從傳統走向開放，那麼註定是過去歷史的退場人物，如果還繼續「往後看」的話，其結果不只是美的典型不復存在，接下來新的資本主義世界舞台也不會有其位置，「多餘人」將成名符其實。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最後，對托爾斯泰的遙相規勸。而確實就在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過世後隔年，托爾斯泰不僅出版《懺悔錄》（2009: 31-85）走出生命危機，並且實地走訪調查莫斯科民情，其後半生的開放貴族奮鬥（可參閱2000年出版的十七卷《列夫．托爾斯泰文集》中的第十五卷《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等政論與宗教著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清晰可見[2]。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禮上，各式各樣不同立場的數萬人們，很罕見地都來陪他走著最後路途。有屬於各個不同派別、甚至是對立無法調和的人，其中有老年、青年、作家、將軍以至「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大家都把他當做「自己人」來送葬。各式各樣的人都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屬於他們的、為他們代言。作家後半生極力倡導的「根基論」，即篤信東正教的平民百姓是俄羅斯大地的根基，如何讓彼此之間恢復過去的融合，在那當下，幾乎是奇蹟般地曇花一現實現著。
《卡拉馬佐夫兄弟》裡沒有任何一位王公貴族，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在言外地將出路指向所有人民。在被損害或被毀壞的人性經歷後，如何在新的資本主義世界裡獲得復甦重生，小說中阿廖沙的使命似乎也是我們未來的共同命運。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生命奮鬥史令人動容，在不斷蛻變的過程中，我們看到︰那位曾說著不知「那活生生的一切如今生活在何處」的地下室人，經歷十多年的坎坷經歷之後；在耶穌身旁的小男孩，由於「摸著了自己的帽子，用手探著路，輕輕地走出了地下室」；更由於佐西瑪神父勉勵著阿廖沙說，就這樣開始你的事業，我們的太陽在這裡；直到最後更是以普希金之名，說著真正的俄羅斯人必須是世界人才行。因此，即使在2016年的今天，這位走出地下室悲劇的「卡拉馬佐夫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彷彿仍在我們身邊、在我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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