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自己，愛這個世界

二、從「不幸的人」到「地下室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未滿十八歲時，1839年8月16日寫給他哥哥的信裡，其中有如下這樣一段話：「人是一個祕密，要識破它。如果你一生都在識察這個祕密，那你就別說你浪費時間；我正在研究這個祕密，因為我想成為一個人」（2010(21): 21）。而命運之神似乎殘酷地但也像是「眷顧地」，回應了他的期待。

    從政治牢獄與之後隨時的經濟拮据，陀思妥耶夫斯基果真以他整整的一生，現實也真實地體會這人性之謎。他的一生創作，不管是看到的發表內容，或是這發表背後的辛酸歷程，在世界文學史上都屬奇特與獨樹一幟。在那幾乎難以承受、無以復加的苦難情節或經歷裡，陀思妥耶夫斯基時常選擇與果戈理一樣，與其悲苦地敢問蒼天，倒不如嘲弄混亂地狂歡、付諸一笑。[1]

    事實上在牢獄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首部作品《窮人》獲得注目後，他即以詞義是「窮光蛋」為主角名稱的「戈利亞德金」，發表了也可譯為「雙重人格」的《化身》。在關心人的痛苦、維護逆來順受者的人性尊嚴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找出活生生的、沒有被泯滅的人性光輝。而在《化身》裡，他揭露了在扭曲的社會制度下，維護人的尊嚴是如何的艱難。貴族官僚社會將人貶低到骯髒破抹布，而戈利亞德金因怕被現實取代，於是屈辱與多疑終至使他精神錯亂。《化身》的「雙重人格」描述，可說是作者最早的地下室人雛形。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遭遇，使他從「雙重人格」先變成「不幸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將自己牢獄經歷寫成《死屋手記》，而就像該書中譯本的後面「題解」裡引述赫爾岑（A. I. Herzen）的評論指出︰《死屋手記》就像但丁（Dante）鐫刻在地獄入口的題辭一樣，永遠高懸在尼古拉（Nicholas）黑暗統治的出口；作者用自己戴上手銬的手，將西伯利亞監獄的眾生相，描寫成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在西斯汀教堂壁畫中的「最後審判」（2010(5): 403-404）。

    《死屋手記》1860年9月第一次發表後，檢查機關竟以「苦役生活的描寫可能會對罪犯產生一種誘惑力」為由，準備阻止其繼續發表。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別向彼得堡書刊檢查委員會主席寫信，指出沒有自由、但可盡情享受的宮殿，再怎樣就是暗無天日的囚堡，難怪百姓會稱這些苦役囚犯為「不幸的人」。這封未公開的書信，重使後面的出版發表得以順利。

由於基督教的先天原罪觀念，再加上後天的被判刑，囚犯被烙印為不幸之人。在《死屋手記》裡，作者竭力地在每個犯人身上找到人，即找到犯人身上具有人性的一面。以下書中的話語，可看出作者繼表達了他想表達的，但也做出了重要的「必要」妥協：

囚犯自己也知道他是囚犯，是為社會所不齒的人，他也知道他在長官面

前自己所處的地位；但是不管什麼烙印，不管什麼手銬腳鐐，也不能使

他忘記他是一個人。既然他是一個貨真價實的人，那就應當像人一樣

對待他。我的上帝！而且人道的態度甚至可以使那些怎就失了人模樣的

人變成人。對待這一類「不幸的人」，就應當用最人道的態度來對待他

們。這是對他們的挽救，他們也樂於接受這樣的挽救。我就遇到過這類

心腸好、為人高尚的指揮官。我也看到過他們在這些橫遭屈辱的人身上

所產生的影響。幾句親切的話——就幾乎能使囚犯們在精神上復活。他

們就像孩子一樣歡天喜地，就像孩子一樣開始愛自己的長官（2010(5): 145-146）。

誠如作者在該書第六章「第一個月」最後描述的狗沙里克，當舔他時「是一種令人心碎的苦澀感」，《死屋手記》那糾纏於能寫出來的、與不能寫出來的，猜想這個終能歸來的不幸之人，其堅持為了寫作而必須承受的苦澀何止心碎。而隔了三年之後的《地下室手記》，不僅有檢察官的監視，甚至在發表時還有檢察官的刪改。這讓作者在1864年3月寫給長兄的信裡抱怨：「有什麼辦法呢？這些豬玀檢察官，我對一切進行嘲弄、為了做樣子而時有褻瀆上帝的那些地方，他們放過了，而我據之得出需要信仰和基督之結論的那些地方，卻被禁止了……」（2010(6): 731）。

    回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作品，除了評論與旅遊見聞遊記外，《地下室手記》裡罕見地沒有主人公名稱，從頭到尾都是第一人稱記述。在這裡，我們看到「雙重人格」首先成為「不幸的人」，再到現在的「地下室人」。[2]

《地下室手記》到最後，作者甚至感嘆「要知道，我們甚至不知道，那活生生的一切如今生活在何處，它是什麼樣子的，它叫什麼名字」（2010(6): 299）。在書的第二部，主要是四十歲的地下室人回憶他二十四歲時的往事。年輕的他因為貧窮蒙受過去同學的屈辱，他多想給茲維爾科夫一拳，但結果卻是昧著良心、卑躬屈膝地寫了一封信，給另一位同學西蒙諾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手記中，是明講著地下室人是如何虛偽、不得已地寫這封信，並表達那是多麼地錐心愁苦。而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據此推論：為了過去的「政治經歷」，他也不能明講這樣的內心悲苦，甚至對於許多人的異樣眼光，他也無奈地不能做出該有的回應。而在多年後《少年》「前言稿」裡，首度在那沒有發表的筆記裡直言：究竟是什麼......迫使一個誠實和嚴肅的人如此撒謊。

三、嘗試解開人中人、話中話的地下室密碼

許多人經歷文字獄之後，通常會選擇從此不再觸碰文字，更別說繼續發表創作、甚至表達思想。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卻在對其長兄的書信裡頑強地表達，假如不能寫作將會死去的執著信念。或許正是這樣的信念，讓統治者一直戒慎恐懼地監視著他。既堅持寫作、又擔心再次文字獄，並且也明知檢查機關隨侍在側，然後隨時必須向出版單位預支稿費維持家計，再加上癲癇症不時發作。如此重重難關之下，依然能完成如此眾多令人驚嘆的作品。然而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地小心翼翼委曲求全，過世前幾天沙皇政府仍一再搜查他鄰居並逮捕兩個民意黨領導人，甚至過世後還是派人在他住宅裡進行了十分仔細的搜索。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寓意的「人中人」，除了前面提及的《化身》主角戈利亞德金，其詞義是「窮光蛋」外；《罪與罰》的主角拉斯柯爾尼科夫這個姓氏，其意指「分裂派」，是與官方東正教為敵的異教徒；《群魔》主角之一斯塔夫羅金，其詞源意義為「十字架」。而較為隱晦、但許多文評家已經指出的《白痴》主角梅什金公爵，其名字「列夫．尼古拉耶維奇」（Lev Nikolayevich）與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名字是一模一樣[3]；另外，《少年》中阿爾卡季的生父為爾西洛夫，則是最接近屬於別林斯基、赫爾岑那一代人的恰達耶夫（P. J. Chaadaev），另外書中提及的「那位假設的小說家」正是指托爾斯泰。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說《群魔》，將會寫成一部反對西歐派自由主義與現代虛無主義者的政治謗書[4]，其書裡意有所指的人幾乎是一長串。那位西歐派「幾乎已經喪失了思考能力，但他仍深深地陷入了沈思」的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為爾霍文斯基，就是以格拉諾夫斯基（T. N. Granovsky）為原型；另外，堅持文學朗誦會與跳「文學卡德里爾舞」（quadrille of literature）的卡爾馬濟諾夫，則是對屠格涅夫（I. S. Turgenev）的嘲諷，這讓屠格涅夫大表不滿。而以當時「涅恰耶夫罪行」為背景描述的，則是以彼得．斯捷潘諾維奇．為爾霍文斯基為首的「五人小組」叛變計畫，那是虛無主義脫離俄國生活根基的一群人。

《群魔》後來敬獻給當時皇太子，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獲得統治階級的「信任」，甚至當時沙皇還要他充任諸位皇子大公的精神導師。我們甚至還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敬獻的書信裡這麼說著：「我們的別林斯基和格拉諾夫斯基之流是不會相信的，如果有人說他們是涅恰耶夫的生身父親的話。而我在我的作品中要表達的正是這種父子相傳的思想上的血緣關係和繼承關係。我寫得遠未成功，但卻是本著良心寫的」（2010(12): 877-878）。最後的「本著良心」，是不是就是他在《少年》「前言稿」裡所說的，他是第一個寫出俄國大多數真實人的「畸形與悲劇性」。

在這部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稱是「傾向而非藝術」的《群魔》裡，幾乎沒有人覺察到五人小組之首的彼得．斯捷潘諾維奇．為爾霍文斯基，極可能就是暗喻彼得大帝（Peter I, the Great）。「為爾霍文斯基」這個姓，俄文有「最高統治」之意。另外小說中描述，當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為爾霍文斯基十年之後得見兒子彼得，高喊「彼得魯沙」並將之抱在懷裡；而「彼得魯沙」也正曾是彼得大帝的小名暱稱。[5]本文認為，正是這個關鍵「地下室密碼」讓我們思索陀思妥耶夫斯基關於對革命派虛無主義批評的「話中話」：究竟曾經身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成員並因此被流放的他，對於革命派虛無主義的批評是否出自真心，還是為了讓自己還能為文創作發表的「護身符」。而我們也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知可能是最後著作的《卡拉馬佐夫兄弟》裡，終對虛無主義者伊萬充滿惻隱之情，並且還預告主角阿廖沙後來成為革命者，變成政治犯後被處極刑。

《群魔》可能是一部必須倒過來看的長篇小說。關於彼得．斯捷潘諾維奇「五人小組」的敘述，主要從第二部第六章「彼得．斯捷潘諾維奇在忙碌中」開始。為了「共同事業」四個字，我們開始漸覺作者是以漫畫卡通式的方式描寫。這之中，當小組成員有些許質疑、要求平等自主時，但彼得一說「必須絕對服從中央」，大家也就接著照辦了。更奇特的是，讓彼得有龐大影響力的竟是官方的省長夫人尤莉婭。這夫人的離奇性格是：她一直希望，彼得可以向她透露一個顛覆國家的大陰謀（2010(11): 424）。事實上，存在於社會的現象或趨勢，即使是這群脫離「根基」的虛無主義者，也一定有其社會淵源與脈絡可循。但五人小組中，最重要的核心人物彼得只讓人覺其權謀，而不見其何以能夠號召一群人的想法陳述。情節裡還設計了遊樂會，為了增加捐款而跳文學卡德里爾舞，所有人都要化裝，每一種服裝代表一個文學流派，甚至還有人化裝「正直的俄羅斯思想」翩翩起舞（2010(12): 572）。《群魔》這部關於革命民主主義的謗書，其實寫的並不高明。[6]

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革命派的嚴厲批評，托爾斯泰也深表困惑。在其秘書布爾加科夫（V. F. Bulgakov）記敘的《垂暮之年­——托爾斯泰晚年生活紀事》中，描述托爾斯泰這樣的批評「陀思妥耶夫斯基攻擊革命者，這很不好。他只是根據一些表面現象譴責他們，而沒有深入到他們的內心」（2014: 96）。而有意味的是，當托爾斯泰說著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深入革命者內心的同時，我們不禁想要問的是：托爾斯泰有深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內心世界嗎？那種曾經被文字下獄但仍堅持創作，其心中的「地下室」糾葛，哪是威名在外、幾乎是俄羅斯人民心中另一個沙皇，政府也只敢逮捕他的秘書的托爾斯泰伯爵所能理解？[7]

也因此，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1859年重返文壇後的任一部作品，特別是在閱讀《地下室手記》以及1875年未發表的「少年前言稿」後，我們實應回顧其《地下室手記》裡那不是信念的「信念」，並重新審視在這之後作品的「人中人」、「話中話」。我們甚至可以推敲、猜測或甚至是「穿鑿附會」地拆解，重新評價其所發表文字的背後意含。

是之以此「地下室」觀點重新審視陀思妥耶夫斯基後期的五本長篇小說，這被號稱五本「大象」[8]的地上堅固大廈，應會漸覺其有著深厚的地下室底層地基。然後覺得過去眩目的磚瓦著作建築，上面的瓦片開始掉落、甚至紛飛，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好像早就獨自一人在那裡敲，並邊敲邊說著「沒有任何東西是神聖的」（Nothing is sacred）。[9]（巴赫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複調小說詮釋，應該是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內心地下室世界，但外在環境卻還是讓他欲言又止。）然後，就在這漸漸傾頹變成「廢墟」瓦礫堆後的重生過程中，或許我們更能理解與「感同身受」這個曾經「被損害」的生命，如何地掙扎、但終究還是要捍衛人性尊嚴的辛酸與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