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依德
試論薩依德的人文主義
王賀白*
本文引用格式
王賀白(2019)。〈民主與批判的美學人文主義如何可能:試論薩依德的人文主義〉,《傳播、文化與政治》,10:1-42
投稿日期:2019年8月31日;通過日期:2019年11月30日。
* 作者王賀白為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e-mail:w1103@mail.cgu.edu.tw。本文受到行政院科技部【民主與批判的人文主義如何可能—試論薩依德的人文主義】(106-2410-H-182-011-)專題研究案之獎勵資助,敬致謝忱。並感謝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讓本文第五章的論述更加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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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將薩依德的學識遺產放到一個更大的哲學背景中。在認識論上,薩依德闡述自我認識必須由自我批評構成,並且認知到總體知識總是虛幻的永恆批判觀點;而在倫理學上,透過後殖民論述檢視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傳統的侷限,並提出一種空間地理學的民主人文主義;最後則回到語文與音樂的美學。過去西方正典論強調的必讀經典文本,如今已漸失說服力,因為這世上還有其他可學習的文化傳統。另外他與巴倫波因集合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年輕音樂家合組西東詩篇管絃樂團,嘗試用音樂扮演兩邊的溝通橋樑。如今,在全球化與排外主義的抗衡下,民主批評、甚至是美學的人文主義是否可能?本文嘗試說明,在薩依德融合真善美的信念下,試圖描繪出具有普世價值的人文主義前景。
關鍵詞:人文主義、民主、批判、後殖民主義、美學
壹、源自奧爾巴赫問題
薩依德(E. Said)在《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書中第四章,收入他為奧爾巴赫(E. Auerbach)《摹仿論:西方文學中的真實再現》英譯本五十周年紀念版所寫的導論,並稱該書可以理解為「最高層次上的人文主義實踐之範例」。薩依德記述奧爾巴赫在該書接近結尾的總結,並稱這份自我理解的證詞感人至深:
他(奧爾巴赫)之所以有信心聽從這些沒有特定意圖的動機,首先是他意識到沒有一個人可能把整個現代生活綜合起來,其次,有一種永恆的「緣自生活本身的生活秩序及其解釋;它們自行從個人中生發出來,它們是在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意識中,並且,以一種更為隱蔽的方式,在他們的言語和行為中,有待於辨別的東西。因為在我們內心總是進行著一個表達和解釋過程,它的主題就是我們自己」(Said, 2004a, p. 116)。
不過,薩依德在為我們陳述該書在西方文學史上的重要性之際,本文認為,薩依德的導論最後,留下讓人印象深刻的「奧爾巴赫問題」。這個問題是:如果,一位自我反省的人文主義者,意識到「沒有一個人可能把整個現代生活綜合起來」,恰如本分地給自己劃定權能界限,有別於那盛氣凌人的哈洛.卜倫(Harold Bloom)的唯我獨尊《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筆者按,書名應譯成中性的「西方經典」)中心主義;但是,當面對真實權力運作的社會體制,不管是西方大學系統裡繼續的東方等區域研究,或是薩依德晚年才明確意識到的全球化新自由主義運作邏輯;如此,個人的經驗有限對比於結構的永續無限;難道,奧爾巴赫從意識流作家的現代性碎片中看到歐洲的衰落,[1]而我們將會從安德森(P. Anderson)的「新自由主義[2]大獲全勝」(Said, 2004a, p. 126)中看到全世界的衰落。
而薩依德應也意識到奧爾巴赫問題,書末第五章〈作家和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以達爾文(C. Darwin)終其一生對蚯蚓的關注為例,指出蚯蚓雖微不足道但卻實在而重要,嘗試回應此一有限個體對於外在大世界的可能積極作為:「必須要有這樣的設想,儘管一個人不可能做或知道每一件事情,但也必定總是有可能不僅洞察近在手頭的鬥爭或緊張或問題的各個因素,使它們能夠得到辯證的闡釋,而且感覺到其他人也在共同的計畫中有類似的投入和工作」(Said, 2004a, p. 140)。就像沙特(J. Sartre)婉拒1964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同時,卻也積極推薦智利作家聶魯達(P. Neruda)的作品,間接使其1971年獲此殊榮,並開啟世人對拉丁美洲文學與現實政治關連的理解,讓拉丁美洲自此漸漸擺脫孤獨,不再繼續百年孤寂。
回顧薩依德一生[3],即使生命最後他依然關注著,如何鼓舞大家為所應為。薩依德的夫人瑪麗安(M. Said),2007年5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舉辦的兩天紀念薩依德研討會上,提到即使在2003年3月英美聯軍可能入侵伊拉克的緊張氛圍裡,薩依德依然照原定計畫在開羅與貝魯特演講,她難以想像在那樣可怕的情境下,他還能演說,終於問他理由,而薩依德也只回答了人文主義,[4]並說這是唯一希望之所在(M. Said, 2008, p. x)。
在《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第三章〈回到語文學〉裡,薩依德曾詳述這人文主義的基礎信念是,它只能開始於個人特殊性,而必須對毫無明確論述就立即跳躍到集體自我進行嚴格批判;同時在全球化市場經濟統治下,持續去注視那些被排除在多數媒體視線之外的人們(Said, 2004a, p. 80-82)。最後,在語文學的細讀接受與抵抗過程中,達到理解人文主義的正道。
本文以人文主義為題,嘗試將薩依德的學識遺產放到一個更大的哲學背景中。在認識論上,薩依德相信自我認識乃由自我批評構成,並且認知到學習他者的傳統文化至為重要。而在倫理學上,經歷1960、1970年代多元文化洗禮後,薩依德認為一種更為民主開放、解放融合的人文主義是可企及的。另在美學方面,過去與歐洲中心主義、帝國主義相關的傳統人文主義,其強調經典文本的神聖性,如今已漸失說服力,因為在這世上,還有其它可學習的文化傳統。薩依德同意阿多諾(T. Adorno)所言,在美學與非美學之間有一種難以協調的基本特質:語文不僅是被動接受的載體,同時也是充滿活力的對抗呈現,傑出的文學作品最終都會抵抗被完全地理解;而當代音樂也絕不能跟生產它的社會妥協,在緊張與世難諧的互動中,音樂才能面對周遭的暴虐擔當無言的見證。
[1]喬伊斯(J. Joyce)與吳爾芙(V. Woolf)等意識流作家,曾努力嘗試從這些碎片中重新創造一個完整的世界。
[2] 薩依德在《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中首度關注新自由主義議題。關於新自由主義,主要參考哈維(D. Harvey)的《新自由主義簡史》。
[3] 薩依德把自己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任教初期,描繪成道林.格雷時期。在王爾德(O. Wilde)《道林.格雷的畫像》裡,主人翁道林.格雷是位美少年,為讓自己保持青春貌美,他出賣靈魂、眈於享樂並自我放縱。1994年接受阿里(T. Ali)的訪談時,薩依德提及這一段從置身事外到覺醒奮鬥的心路歷程。就如道林.格雷的畫像,薩依德的內心有兩個自己:一個是從事英美文學的人,忙於日常工作與教學,只想當一個普通人;另一個則是無處安身,一直到1967年後重新復活。薩依德發現幾位備受敬重的文化名人,如柏林(I. Berlin)與尼布爾(R. Niebuhr)等人都是狂熱的猶太復國主義者,親以色列甚至為文攻擊阿拉伯人;另一方面,當時雖有反越戰行動,但當薩依德提及中東議題時,卻被冷落一旁。於是道林.格雷時期至此結束,薩依德在來到美國約15年後,他第一次與阿拉伯人接觸,並在1970年成為巴勒斯坦運動的發言人。1974年阿拉法特(Y. Arafat)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也正是由薩依德負責將其發言稿翻譯成英文(Ali, 2006, p. 71-73, 78)。
[4] 薩依德在《東方主義》序言中,即稱自己是「人文學家」(humanist,與人文主義者的原文相同)。不過在當時,他指的是人文學科是他的專業領域,所以他是人文學家(Said, 1979, p. 9)。而薩依德從人文學家職稱,到充分意識到自己是人文主義者,雖然都是humanist,但這之中的變化歷程,幾乎是他後半生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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