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1/6------那來自貴族的批判布爾喬亞之聲
------試論托爾斯泰晚期風格文章的「初稿」之二
對托爾斯泰的觀點，主要來自這位盧卡奇。
壹、開放貴族的思想與實踐
一九二七年班雅明（W. Benjamin）遊歷莫斯科後曾寫下這樣一段話，說明當時俄國的文化落後狀態，造成當時新政權面臨嚴酷考驗。班雅明在筆記中記述著：「俄國無產階級在革命成功後的狀況是多麼不同於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資產階級狀況。當時資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前，就已經經歷了幾十年的文化鬥爭，那時教育早就被第三等級思想滲透，思想爭奪戰先於政治變遷。然而今天俄國情況卻完全不同，文盲成千上萬，普遍教育的基礎還有待建設，而這正是當前俄國最重要的全國性任務。」（1978: 118）一九三九年，蘇聯與納粹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時，更是歐洲左派知識分子的晴天霹靂。
對此，班雅明曾悲傷地對友人說：為什麼我們會得到這樣的結果，我們這一代人，本應該看到人類最重大問題的解決。盧卡奇(G. Lukacs)在一九三八年的〈問題在現實主義〉中，感同身受班雅明同樣的困境，引述格．季米特洛夫以下的一次晚會談話：
屬於資產社會的唐吉訶徳尚未出現。當時，革命的資產階級利用一切手
段，包括利用文學的手段，為本階級的事業進行了一場激烈的鬥爭。是
什麼東西使得騎士階級的殘餘貽笑天下？是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
。在反對封建主義、反對貴族統治的鬥爭中，《堂．吉訶德》曾是資產
階級手中最強大的武器。革命的無產階級起碼需要一個小小的塞萬提斯
（笑聲），一個能夠給予它同樣一種武器的塞萬提斯（笑聲，掌聲）（1980: 28）。
遺憾的是，七十多年過去了，屬於對抗資產階級的《堂．吉訶德》仍舊尚未出現。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結構可能仍正處於極盛期，正如同封建社會也曾經歷了數千年才得以瓦解。如今，在普羅大眾對布爾喬亞，仍舊處於文化劣勢時，那來自傳統貴族的批判資產階級之聲，依舊強而有力，值得借鏡。寫作托爾斯泰的晚期風格，主要來自這樣的問題意識。
簡要說，本文托爾斯泰的晚期風格觀點，主要嘗試說明：托爾斯泰經歷精神危機之後，深受杜思妥也夫斯基後期作品影響（註一）；特別是，托爾斯泰將杜思妥也夫斯基的「開放貴族」想法具體實踐，並終其一生。
杜思妥也夫斯基一八七五年寫作《少年》第一部結束後，寫了一篇沒有發表的〈前言稿〉，抒發他內心不為人知的「地下室悲劇」，並稱自己是「第一個寫出了代表俄國大多數人的真實的人」。他認為，像托爾斯泰等眾多作家所描繪的人物，是特殊而非普遍的多數人，僅是表達「淺薄自愛的詩意」。而在接下來的《少年》第二部中，透過書中的沒落貴族為爾西洛夫，傳達出對貴族的開放解釋。
為爾西洛夫認為公爵封號的實質，是崇高的榮譽與義務。俄羅斯貴族的未來，在於過去的「敞開」傳統，而現在更是要徹底的時候了。「每一個人只要在榮譽、科學和勇敢方面建立任何功勛，他就有權進入上層人物的行列。」如此，這個階層就可成為「優秀人物」（the best people）的集合體。這樣，封閉的特權階層得以轉化為開放的革新團體，這個階層才能繼續保存下來。（註二）
而幾乎與《少年》同一時間，托爾斯泰寫作發表的《安娜．卡列尼娜》，其中，安娜沒有出路，列文陷入危機。《少年》最後，作者甚至間接指涉托爾斯泰的作品是歷史小說而非俄國文學，並暗指孤僻憂鬱的列文「是個退場人物」。而有意味的是，托爾斯泰完成《安娜．卡列尼娜》並經歷危機與「懺悔」之後，其接下來作為，幾乎可說是杜思妥也夫斯基「開放貴族」思想的具體實踐。
一八八一年杜思妥也夫斯基的過世，托爾斯泰悲痛不已，隔年他參與了莫斯科民情調查，然後《懺悔錄》完成，以及接下來的《那麼我們應該做什麼？》．．．。可以說，托爾斯泰在創作了，帝國歷史衛國戰爭的《戰爭與和平》與呈現貴族社會畫軸的《安娜．卡列尼娜》後，過去「淺薄自愛」的托爾斯泰，確實力行那開放貴族思想的實踐。
這兩人關於「開放貴族」的思想與實踐傳承，過去，或許被杜思妥也夫斯基一八七七年在《作家日記》中，對列文「獨行其是」的批評，以及托爾斯泰一八八三年〈致斯特拉霍夫書信〉中評論杜思妥也夫斯基是「被絆住的良馬」，等相互批評而遮蔽。而今，此一開放貴族論點，在只重「權利」忽視「義務」的當下，更顯珍貴。特別是有鑑於班雅明與盧卡奇的憂慮與覺察，在普羅階級文化尚未建立自信之際；那來自傳統貴族，而且是「開放」的優秀人物自我期許，或許是抗衡一切以金錢衡量的資本主義社會，仍然迫切需要的寶貴「糧草」。
本文的章節，首先描述俄羅斯遭逢雙元革命影響，托爾斯泰分別以《戰爭與和平》與《安娜．卡列尼娜》間接呈現。前者是描寫法國大革命後，拿破崙的入侵，後者則是英國工業革命後，俄羅斯貴族社會感受資本主義威脅的真實畫像，而兩者所共同的，都是細微情節聯繫著整體、對具體事物的整體感知的史詩風格（註三）。《戰爭與和平》與《安娜．卡列尼娜》，累積的顛覆能量，已是作為傳統貴族良心，所能承受的極限。《安娜．卡列尼娜》尾聲的列文（事實上，也幾乎是托爾斯泰的第一人稱），已經是生命岌岌可危。《懺悔錄》正式揭開托爾斯泰晚期風格的序幕，《藝術論》與《復活》是一體兩面，晚年托爾斯泰的言行，「藝術與否」已非其所慮。
情境使然的最終離家出走，病逝車站，「細微」但卻感人的象徵行動，再次「史詩式」地聯繫著他整整的一生作為。托爾斯泰的晚期風格是：以生命有限，執意指向無限的「繼續前行」（Walk On）。從而，托爾斯泰向我們證明，封建貴族仍有其正面的歷史作用。其巨大的身影，在今天資本主義風行草偃的世界裡，仍舊有著難以抵擋的有效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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