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6/15------這個時代依然需要開放貴族
------托爾斯泰文章的「部落格版」連載（十之一）
年復一年，依然會重批綠葉的老櫟樹。
以下幾張連續圖片，是這篇文章的影像版縮影。然後，接下來則是文章的連載。
這第一篇是，一開始的十之一。
《復活》裡，有著托爾斯泰不堪回首的往事。
《戰爭與和平》裡，傳統貴族安德烈的身影。
《戰爭與和平》最後，沒有明說的，但參加十二月黨人聚會的皮埃爾。
《戰爭與和平》裡，蛻變成熟的娜塔莎。
從娜塔莎到安娜，脈絡清晰可循。
是否該退場的列文。
《復活》裡，卡秋莎的重生。
《復活》裡的聶赫留朵夫。
從傳統走向開放的貴族
------試論托爾斯泰的晚期風格
摘要：
當今布爾喬亞資產階級文化霸權，普羅階級仍難望其向背。寫作托爾斯泰的晚期風格，即是嘗試透過這位，從傳統走向開放的貴族，汲取其批判布爾喬亞文明之聲。托爾斯泰的晚期作品與言行，讓我們理解，以社會整體福祉為職責義務的開放貴族，依舊有其積極存在意義。世界觀轉變前的《戰爭與和平》或《安娜．卡列尼娜》，仍挽回不了傳統貴族困境，經過懺悔後的托爾斯泰，具體而微地實踐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說《少年》中的開放貴族期許。因此，從文學藝術到政論批評的重心轉換，是托爾斯泰一生的自然蛻變。對於，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托爾斯泰以挑戰自己的貴族出身以為回應。其後期趨向道德宗教的「不以暴力抵抗惡人」信念，讓他相信，俄羅斯擺脫東方民族屈從命運後，不是走向西方民族代議的覆轍，而是不順從政府，以及自食其力地返回農耕生活。而托爾斯泰最後的離家出走，不僅是與世難諧下的繼續前行，同時也是，傳統貴族邁向開放貴族的復活史詩象徵。
正文：
一、開放貴族的當代意義
一九二七年班雅明（W. Benjamin）遊歷莫斯科後曾寫下這樣一段話，說明當時俄國的文化落後狀態，造成當時新政權面臨嚴酷考驗。班雅明在筆記中寫著：「俄國普羅階級在革命成功後的狀況是多麼不同於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資產階級狀況。當時布爾喬亞資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前，就已經經歷了幾十年的文化鬥爭，那時教育早就被第三等級思想滲透，思想爭奪戰先於政治變遷。然而今天俄國情況卻完全不同，文盲成千上萬，普遍教育的基礎還有待建設，而這正是當前俄國最重要的全國性任務。」（1978: 118）
盧卡奇(G. Lukacs)在一九三八年的〈問題在現實主義〉中，感同身受班雅明同樣的困境，引述格．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以下的一次晚會談話：
當時，革命的資產階級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文學的手段，為本階級
的事業進行了一場激烈的鬥爭。是什麼東西使得騎士階級的殘餘貽笑天
下？是塞萬提斯（Cervantes）的《堂．吉訶德》。在反對封建主義、反
對貴族統治的鬥爭中，《堂．吉訶德》曾是資產階級手中最強大的武器
。革命的普羅階級起碼需要一個小小的塞萬提斯（笑聲），一個能夠給
予它同樣一種武器的塞萬提斯（笑聲，掌聲）（1980: 28）。
遺憾的是，七十多年過去了，屬於對抗資產階級的《堂．吉訶德》仍舊尚未出現。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霸權可能仍正處於極盛期，正如同封建社會也曾經歷數千年才瓦解。如今，在普羅大眾對布爾喬亞，仍舊處於文化劣勢時，那來自傳統貴族的批判資產階級之聲，依舊強而有力，值得借鏡。寫作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晚期風格，主要來自這樣的問題意識。文章嘗試說明：托爾斯泰經歷精神危機之後，其落實「開放貴族」的想法，具體實踐並終其一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F. Dostoevsky）[1]一八七五年寫作《少年》第一部結束後，完成一篇沒有發表的〈前言稿〉，抒發他內心不為人知的「地下室悲劇」，並稱自己是「第一個寫出了代表俄國大多數人的真實的人」。他認為，像托爾斯泰等眾多作家所描繪的人物，是特殊而非普遍的多數人，僅是表達「淺薄自愛的詩意」。而在接下來的《少年》第二部中，透過書中的沒落貴族為爾西洛夫，傳達出對傳統貴族的開放解釋。
為爾西洛夫認為公爵封號的實質，是崇高的榮譽與義務。俄羅斯貴族的未來，在於過去的「敞開」傳統，而現在更是要徹底的時候。「每一個人只要在榮譽、科學和勇敢方面建立任何功勛，他就有權進入上層人物的行列。」如此，這個階層就可成為「優秀人物」的集合體。這樣，封閉的特權階層得以轉化為開放的革新團體，這個階層才能繼續保存下來。[2]
而幾乎與《少年》同一時間，托爾斯泰正寫作《安娜．卡列尼娜》裡，其中，安娜沒有出路，列文陷入危機。《少年》最後，作者甚至間接指涉托爾斯泰的作品是歷史小說而非文學，並暗指孤僻憂鬱的列文「是個退場人物」。而有意味的是，托爾斯泰完成《安娜．卡列尼娜》並經歷危機與「懺悔」之後，其接下來作為，幾乎可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開放貴族」思想的具體實踐。
一八八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過世，托爾斯泰悲痛不已，隔年他參加莫斯科民情調查。《懺悔錄》完成同時，則思考著「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可以說，托爾斯泰在創作衛國戰爭的《戰爭與和平》與呈現貴族社會畫軸的《安娜．卡列尼娜》後，過去「淺薄自愛」的托爾斯泰，確實力行那開放貴族的實踐。此一開放貴族論點，在只重「權利」忽視「義務」的今天，更顯珍貴。特別是有鑑於班雅明與盧卡奇的覺察，在普羅階級文化尚未建立自信之際；那來自傳統貴族，而且是「開放」的優秀人物自我期許，是抗衡以金錢至上資本主義社會的寶貴之聲。
本文章節，首先描述托爾斯泰世界觀轉變之前的創作歷程，特別是《戰爭與和平》與《安娜．卡列尼娜》。前者是法國大革命後的拿破崙入侵，後者則是英國工業革命後，俄羅斯貴族社會強烈感受資本主義威脅的真實寫照，而兩者所顯現的，都是細微情節聯繫著整體的史詩風格[3]。《戰爭與和平》與《安娜．卡列尼娜》，累積的顛覆能量，已是傳統貴族所能承載的極限。《安娜．卡列尼娜》尾聲的列文，生命已經岌岌可危。《懺悔錄》正式揭開托爾斯泰晚期風格的序幕，《藝術論》與《復活》是後來開展的一體兩面，晚年托爾斯泰的寫作，「藝術與否」已非其所慮。正如1908年俄羅斯批評家柯羅連柯（V. Korolenko）所說的︰「思想家托爾斯泰同藝術家托爾斯泰完全是渾然一體的；．．．思想家托爾斯泰完全是藝術家托爾斯泰的產物（上海譯文出版社（編）1983: 508）。
情境使然的最終離家，「細微」的象徵行動，再次「史詩式」地聯繫著他整體一生的作為。托爾斯泰的晚期風格是：以生命有限，指向無限的「繼續前行」（walk on）。從而，托爾斯泰向我們證明，傳統走向開放的貴族，在當代，仍有其未完成的積極意義。
[1] 有關托爾斯泰的相關著作與小說人物名稱，以木馬文化出版的十本草嬰翻譯的版本為主；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關著作與小說人物名稱，則是以二十二本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全集譯本為主。
[2]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隔年的《作家日記》中，兩次提及「優秀人物」的定義。他痛批新時代，富有的商人自視為優秀人物，並指出整個俄羅斯大貴族優秀的開放傳統，是自彼得大帝（Peter I, Tsar）一七二二年制定的《官階表》之後，才漸漸與人民大眾的疏離與分裂。
[3] 關於「史詩」概念，西方古典美學的說法諸多差異，這裡是指作品呈現，對具體事物的整體感知。社會巨大變遷，人物情節，能具體而微地呈現這變化，像「詩」一般精練地鋪陳出來。即使是最枝微末節的場景安排，也會與這「整體主題」息息相關。黑格爾（G. W. F. Hegel）曾經對「史詩」，詮釋為對「事物整體」的掌握。黑格爾非常早就預示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分工，會造成對這「整體」史詩風格的危害（盧卡奇 1950: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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