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6/17------是超凡寧靜還是與世難諧
------〈從傳統走向開放的貴族----試論托爾斯泰的晚期風格〉（十之二）
這是一個小火車站。
二、托爾斯泰的晚期風格討論
評論家巴赫金（M. Bakhtin）一九三○年，為《列夫．托爾斯泰文學作品全集》第十一卷所寫的《〈列夫．托爾斯泰戲劇作品〉序言》中提及，在經歷了所謂「托爾斯泰危機」之後，在涉及一八六○年代所有迫切問題前，這位懺悔貴族「在我們面前展現了一幅毀壞宗法制家庭和宗法制關係的畫面」。
巴赫金也提及，在托爾斯泰宗教世界觀有著兩個選擇：一是接近喀爾文新教徒，珍惜世間才華、崇尚有效勞動與企盼美好生活經營興旺；另一則是，東方佛教的雲遊四海，反對一切財富與任何入世有為。巴赫金認為，托爾斯泰最後三個劇本是專寫「出走主題」。顯然後一條路主導他的晚年生活。托爾斯泰最後，果真成為一個雲遊四方的東方苦行僧，踟躕在俄羅斯的大道上。（1998(3): 1-11）
（一）阿多諾（T. Adorno）的貝多芬（L. Beethoven）筆記
一八九八年，托爾斯泰在其《藝術論》中，否定藝術創作的獨立價值，直指貝多芬晚期作品不知所云，他還特別點名其第二十八號鋼琴奏鳴曲「是假的」。而有意味的是，貝多芬晚期作品風格，正是從其一八一六年，創作那首被托爾斯泰視為「假」的，第二十八號鋼琴奏鳴曲開始，而這正是阿多諾有關「貝多芬晚期風格」討論的濫觴。
事實上，托爾斯泰對貝多芬晚期音樂的「不知所云」批評，是可理解的。因為，身為可能是最後一位「懺悔貴族」的托爾斯泰，確實是無法明瞭「第一個資產階級藝術家」貝多芬的晚期風格。
貝多芬晚期作品的獨特風格，長期以來一直沒有令人信服的詮釋，直至一九三四年阿多諾嘗試論述〈貝多芬的晚期風格〉。阿多諾稱那是「主體性石化」，那休止、突兀與停頓，也就是主體衝決而去的當下，作品感覺被遺棄在後、猶如碎瓦紛飛。
阿多諾認為貝多芬作品的晚期風格，是對資本主義世界的最早完成與「率先抗議」，那是「異化」也是「疏離」。這些寓言般的作品，如最後五首鋼琴奏鳴曲、第九號交響曲、莊嚴彌撒曲、最後六首弦樂四重奏與十七首鋼琴小品等，構成近代文化史的一個事件。這位對音樂掌握爐火純青的貝多芬，竟選擇放棄與他所屬的社會秩序溝通，而與那套社會秩序形成矛盾、疏離的關係。這是貝多芬對他所處社會的自我放逐。顯現在音樂元素上，則是「和聲的枯萎」。因為對和聲缺乏信念，所以儘可能規避和聲，呈現出「異化世界的全體性」，像一個人在那比手畫腳、喃喃自語。阿多諾對此評論道：
和聲在晚期貝多芬作品裡的命運，猶如宗教在資產階級社會裡的命運：
它繼續存在，但被遺忘（2009: 277）。
貝多芬被阿多諾認為是，西方古典音樂的主體確立者，音樂不再從屬來世彼岸的宗教，或是作為王公貴族的門面裝飾。而這是，封建社會步入資本主義社會的趨勢。然而，這位音樂家最後約十年的晚年歲月中，他卻與周圍歡迎他的世界拉開距離，石化與暴躁的音樂語言，讓當時代人摸不著頭緒。在晚期作品裡，主體性的力量就是它離開作品時，所用的「暴躁手勢」。分裂取代和諧，並藉此無視時間，但求存諸永恆．．．。阿多諾為此而說：「在藝術史上，晚期作品是災難」（2009: 229）。
在《現代音樂哲學》中，阿多諾進一步認為，第二維也納學派的荀白克（A. Schoenberg）無調性音樂，才是真正貝多芬晚期風格作品的真正承繼者，那不可協調性、否定性以及「無法流動」（immobilities）。阿多諾指出，說貝多芬可以理解，而荀白克則否，實屬欺人之談。接著他認為：廣大聽眾與新音樂隔絕、避而遠之，殊不知，讓他們無所適從的「不和諧」，其最深刻的源流，正是來自這些聽眾的真實處境（2007: 6）。
（二）薩依德（E. Said）的進一步說明
巴勒斯坦裔的薩依德，在晚年的一次訪問裡，說他是「最後的猶太知識分子」，是「阿多諾的唯一真正追隨者」。而後，在薩依德身後整理結集的《論晚期風格---與世難諧的音樂與文學》一書，其「晚期風格」論述直接承襲自阿多諾。書中的〈時序性與晚期〉，其中的一段話，是從其「個人理由」討論晚期風格：「我是一個世俗程度很深的人，多年來一直透過三大問題層次研究這個自我塑造的過程，這人類三大事是一切文化和傳統所共有的，．．．。」薩依德指的三大問題是：開始、延續與晚期（2006: 4-8）。
「開始」的概念，是出生和起源，而放在歷史的脈絡看，則是許多事物的啟動。薩依德一九七五年寫作的《開始：意圖與方法》即是討論此一主題，他援引維科（G. Vico）的《新科學》書中的重要觀念，世俗的「開始」（Beginnings），而且還是複數的「開始」，對比宗教的單一「源起」（origin）。而「延續」即是從出生到青春、生育與成熟：是「化身的辯證」也可稱「生命的邏輯」。在這延續的過程中，大多數人皆會希望凡事「各有其時」（timeliness）。
而「晚期」則是，一個人健康變壞，開始意識到生命終點，就在可見的未來，正如貝克特（S. Beckett）所言：「死亡隨時都在看著我們」（Death has not required us to keep a day free）。而薩依德對「晚期風格」的明確定義則是：偉大的藝術家在其人生接近尾聲之際，其想法或作品，如何呈現為，一種新的特徵或作風。
薩依德首先提及的，是一般人熟悉的「超凡寧靜」（unearthly serenity）。人的智慧與年紀俱增，其作品反映出一種特殊的成熟，達到「畢生藝術努力的冠冕」。如林布蘭特（H. Rembrandt）、馬蒂斯（H. Matisse）與巴哈（J. S. Bach）等人。然而，正如阿多諾所注意到的貝多芬晚期風格，薩依德繼續說著：「如果晚期藝術並非表現為和諧與解決，而是冥頑不化、難解，還有未解決的矛盾，又該怎麼說呢？」他首先想到的是易卜生（H. Ibsen），然後也包括書中提到的，理查．史特勞斯（R. Strauss）、莫札特（W. A. Mozart）、惹內（J. Genet）與顧爾德（G. Gould）等人。薩依德稱這第二種晚期風格為「與世難諧」（against the grain），是一種悲憾人格的自我放逐，與其所處世界的格格不入。
這是超凡寧靜的畫家馬蒂斯
托爾斯泰的晚期作品及其最後客死驛站，正是以上第二種晚期風格「與世難諧」，在文學上的另一個例子。有意味的是，托爾斯泰可能不知，當他自己進入晚期風格，其直接點名貝多芬第二十八號鋼琴奏鳴曲「是假的」時，這作品，正好是阿多諾隔了近四十年後，討論貝多芬音樂「晚期風格」的開始。
（三）晚期的托爾斯泰風格
前面曾提及，托爾斯泰的晚期風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開放貴族」的具體實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少年》中，除了「第二部」為爾西洛夫關於「開放貴族」陳述外，在「第三部」中，更是完整闡述俄羅斯貴族的獨特與苦悶，甚至是對各種思想的嘗試全面調和。沒落貴族為爾西洛夫對著他的私生子阿爾卡季「少年」說著，有關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事件：
唯獨我，處在所有的縱火者中間，能夠當面對他們說，他們焚毀杜伊勒
里宮是個錯誤；唯獨我，處在保守黨復仇者中間，能夠對復仇者說，焚
毀杜伊勒里宮雖說是犯罪，但畢竟合乎邏輯。這是因為，我的孩子，當
時在歐洲只有我這樣的俄國人，才是唯一的歐洲人。我指的不是我個人
----我是指整個俄國思想（2010(14): 625）。
為爾西洛夫接著說，可那時全世界又有誰能理解這樣的思想呢，所以我孤獨地漂泊，這是俄羅斯的憂鬱，也是俄羅斯貴族的「苦悶」。
這個「苦悶」在於，當法國人、德國人與英國人等，都僅僅只為自己國家效勞，俄羅斯人卻奇特地想著，未來的歐洲人應當如何。在一八七○年的普法戰爭中，彼此的衝突，讓德國人還過分地只是德國人、法國人還過分地只是法國人時，雙方其實還未演完自己的角色。而這樣的彼此破壞，令俄羅斯貴族心疼。為爾西洛夫認為自己也是這約一千人的獨特俄羅斯貴族，他非常尊重自己的貴族身分，「我國經歷了許多世紀，才造就了一批高級的文化人，這些人任何地方都沒見過，在全世界絕無僅有----這類人心懷天下，關懷所有的人。」
然而對照，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安娜．卡列尼娜》小說中的列文批評，稱他獨行其是，並熱烈贊同當時俄羅斯到塞爾維亞對土耳其進行戰爭。我們發覺，「心懷天下、關懷所有人」，反而正是反對這場俄羅斯對土耳其戰爭的列文，是托爾斯泰在小說中的第一人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裡的關於「開放貴族」討論，與其一八七七年《作家日記》中對列文的批評，是前後矛盾的。
托爾斯泰的晚期風格[1]，正是跨出自己的貴族身分，真正體現心懷天下關懷所有人的「托爾斯泰主義」：道德的自我完善、非暴力與博愛。這不僅顯現在，透過列文的陳述，即使對不同宗教、文化語言的土耳其，也不應興起戰爭。甚至後來，托爾斯泰也希望沙皇政府與革命派相互和解。一九○八年，雖然仍不同意革命者的暴力手段，但眼見政府對革命者的殘酷迫害，托爾斯泰發表〈我不能沈默〉，同時對自己的「安寧」無法忍受，希望能從中解脫。
一八八二年，托爾斯泰與一位朋友的書信中，提及這一段面對困難，努力探索的「內心告白」，今天看來，依舊動人：
看看我從前的生活和我現在的生活，你就會明白，我是竭力想實行它們
的，．．．但我不知道怎麼去做。．．．我盡全力試著實行它，在我每
一次失敗的時候，我不只是懺悔，還祈求幫助，使我能實現它，我很樂
意遇到和傾聽任何像我一樣探索這條道路的人
（莫德（Aylmer Maude），1984: 592）。
屠格涅夫（I. S. Turgenev）在一八八三年，寫給托爾斯泰的最後一封信中，雖然，發自真誠地希望他回到從前的藝術創作，「我的朋友，回到文學活動上來！」但從中我們也得知，托爾斯泰的「探索道路」，是不為屠格涅夫所理解。
著名的托爾斯泰傳記作家，英國人莫德在這之中，曾經寫下，如此描述托爾斯泰內心掙扎的語言：「那些因為托爾斯泰從事宗教問題、道德問題與社會問題的研究而表示惋惜的人，正表明了他們自己的侷限性。甚至他的小說的大部分價值，也正是得力於他對真理與博愛的渴求，這種渴求是他從幼年到老年的特點，只有那些為《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所吸引的人，才能真正地欣賞《戰爭與和平》。」（1984: 605）
[1] 一九○二年，已經高齡七十四歲的托爾斯泰，曾應其傳記作者比柳科夫（Pavel Biryukov）之約，開始寫作《回憶錄》嘗試回顧其一生（一九○六年之後就停筆，以致未完成）。在這本著作前面「引言」裡，托自己將其一生分為四個時期，分別是：十四歲以前，美好的第一；然後是接下來的荒唐二十年，第二；結婚後十八年，以至精神上的新生，是第三；之後又生活了二十年，以至他當時，「希望這樣生活，一直到死」的第四。若說這第四個時期，即是托爾斯泰的晚期風格時期，實也恰當。在回憶錄中，托清楚表達對這第四時期的心情：「對比現在這樣的生活，我看到了過去生活的全部意義，我不想改變這樣的生活，除了我在以前養成的壞習慣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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