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9/5------瓦片紛飛，沒有什麼是神聖的了
------要求讀者保持距離的「地下室悲劇」詮釋
1860年，應該是直視鏡頭的杜思妥也夫斯基
杜思妥也夫斯基的複雜，甚至要讀者，與他的小說保持距離，我嘗試稱此之為「地下室悲劇」。正如杜思妥也夫斯基在《少年》的附錄「前言稿」最後說的：
這到底是一種什麼力量，甚至能迫使一個誠實和嚴肅的人如此撒謊和獻醜，而且還是在自己的遺囑中。
但正因為這個「地下室悲劇」：要求讀者不要盡信他所說，「跟我站同邊，沒必要也非我本意」。反而使他的小說，更接近現實人生、真實生命。
這個詮釋杜思妥也夫斯基小說的「面向」，主要來自閱讀《群魔》中，關於彼得．斯捷潘諾維奇「五人小組」的敘述。特別是從第二部的第六章「彼得．斯捷潘諾維奇在忙碌中」開始。
「共同事業」四個字，一開始覺得諷刺可笑，但漸漸卻顯得漫畫卡通。這之中，小組成員有些許質疑、要求平等自主，但彼得一說「必須絕對服從中央」，大家也就接著照辦了。更特別的是，讓彼得有龐大影響力的，是省長夫人尤莉婭。這夫人的離奇性格是：她一直希望，彼得可以向她透露一個顛覆國家的大陰謀。
《群魔》看完之後，覺得這謗書寫得有夠不高明，然後沒多久，雙向並行的《少年》，緊接著看完。《少年》最後，作者間接地與托爾斯泰互別苗頭已經夠嗆；而最後，在「前言稿」中，幾乎是再一次的「地下室悲劇」宣言。
於是，在「五本大象」看完之後，趕快回過頭來補看《地下室手記》。
當看到《地下室手記》第一部的那段：
每個人的回憶中都有這樣一些東西，它們不能向眾人公開，而只能向朋友坦露。另有一些東西，就是對朋友也不會公開，而只有對自己坦誠，並且諱莫如深。最後，還有一些東西，甚至害怕對自己公開，而這樣的東西，在每一個體面的人那里都積累得相當多。情況甚至是這樣：一個人越是體面，他所積累的這類東西就越多。
據此，我開始推論、詮釋我的「地下室悲劇」論說。
而促使我敢延續以上這樣判斷，是該書的第二部。第二部是四十歲的地下室人，回憶他二十四歲時的往事。年輕的他，因為貧窮，蒙受過去同學的屈辱，他多想給茲維爾科夫一拳，但結果卻是，昧著良心，卑躬屈膝地寫了一封信，給另一位同學西蒙諾夫。
杜思妥也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記》中，是明講著，地下室人是如何虛偽、不得已地寫這封信，並表達，那是多麼地錐心「愁苦」。
而我們是不是可以據此推論：因為自己過去的「政治經歷」，關於《群魔》寫作，必須有著「昧著良心」，但卻不能明講這樣的愁苦。
而其「密碼」就在，那最終無法發表的「謁見吉洪」裡。在那一章中，吉洪反過來向斯塔夫羅金懺悔說：希望您也寬恕我。．．．我是個大罪人，我的罪也許比您的更大。
而在近五年後，《少年》的「前言稿」裡，首度將這「愁苦」間接大爆發。他問著大家：究竟是什麼．．．「迫使一個誠實和嚴肅的人如此撒謊」。
然後又近五年後，計畫中《卡拉馬佐夫兄弟》未完成續篇，告訴我們，阿遼沙將會變成革命者，後來甚至是一名政治犯，被處極刑．．．。
閱讀與思考到這裡，「史詩貴族」托爾斯泰與「地下室悲劇」杜思妥也夫斯基，兩人的處境畫像漸漸清晰：托的自愛詩意對比杜的隨時困頓。然而杜卻能從羨慕他人，轉而肯定自己。他發現：托等人的「淺薄自愛詩意」，只是描寫少數人的特殊生活；而自己才是「第一個寫出了代表俄國大多數人的真實的人」，而大多數人的現實是畸形悲劇的，意識到美好的東西，但卻無力達到。
作為一位曾經被流放的政治犯，他必須要隨時戒慎恐懼一言一行，這樣的心境、這樣的「地下室悲劇」，哪是那些伯爵們，可以無所顧慮、高談闊論，所能理解的。
於是，我重新審視那五本大象，甚至之前認為，像是五大堅固大廈。然後彷彿覺得，上面的瓦片居然開始掉落、甚至紛飛（帶頭敲的，好像是杜思妥也夫斯基本人），．．．沒有什麼東西是神聖的了。
然而，就在這漸漸傾頹，甚至最後變成「廢墟」的瓦礫堆中，我似乎更加理解與「感同身受」這個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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