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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9/10------這是一條充滿想像的「地下」電纜線

                                                   ------托爾斯泰是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真正繼承者?!

 

                    

                                                                   這個暑假的清早,常有機會看到這樣的旭日東升。


因為巴赫金的《杜思妥也夫斯基詩學問題》評論,托爾斯泰的「獨白」與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對話」似乎徑渭分明。不過,我一直認為他們兩人,相同比相異的多很多,在這裡,我嘗試進一步論證:托爾斯泰是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真正繼承者。

 

「獨白」,是有兩重矛盾意義的:「第一」是反對(如最近香港「國教」的官方決定),「第二」是肯定的。

「第二」會肯定的原因是:

在複調的眾聲喧譁之後,人的抉擇行動,終究還是有限的一條路;

如此必須,勇往行動,但卻又隨時反省、自知有限。

這是人,心智的極大考驗。

 

在思想天地裡,可以充滿對話想像,無限可能;

但在,

行動時空上,卻只能選擇一條路(發自內心的自由選擇之路),不能回頭重來。

 

杜思妥也夫斯基與托爾斯泰兩人,畢生未曾謀面,相互間甚至還混雜著誤解與理解。現在,我嘗試在這之中,理出一條可以說服自己的線,嗯,這是閱讀與思考的挑戰與樂趣呢!

 

一、「地下室悲劇」者如何看待托爾斯泰

 

一八七五年,杜思妥也夫斯基說托爾斯泰的小說是,只不過表達「淺薄自愛的詩意」,只代表少數人的特殊生活。《少年》最後,還提及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當時只連載到上冊)小說中的列文,是孤僻、即將退場的人物。

(當然,在《作家日記》裡,我們不會忘記,

杜對該書的「完美藝術」評價。)

 

我們看到,杜思妥也夫斯基幾乎準確猜測到,托爾斯泰接下來的心靈危機。而托爾斯泰的行動回應是,危機之後,跨出貴族範疇走向杜所稱的「代表俄羅斯大多數人的真實的人」,然後接下來,是「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

後來托爾斯泰甚至為了《復活》:

實地走訪監獄、法庭、農村,查閱大量檔案資料;一方面,這位擁有特權的貴族聶赫留朵夫,重回自己莊園時,再也無法視而不見貧困,「他覺得事情一清二楚,因此弄不懂像這樣清楚的問題別人怎麼看不出,他自己長久以來怎麼也看不出來」;緊接著,跟著犯人到西伯利亞的過程中,進而不斷質問自己:「到底是我瘋了,所以才看到人家看不到的事,還是做出我所看到那些事的人瘋了?」

 

二、沒有「地下室」的人,如何看待杜思妥也夫斯基

 

一八八二年,托爾斯泰書信中的這段話,非常動人,但也從中可看出,他的內心深處是沒有「地下室」的人,那是永遠的「陽光」:

...我盡全力試著實行它,在我每一次失敗的時候,我不只是懺悔,還祈求幫助,使我能實現它,我很樂意遇到和傾聽任何像我一樣探索這條道路的人。

 

「地下室悲劇」的人,現實生活常讓其獻醜撒謊,甚至人性變得畸形扭曲,言不由衷、話中有話。明明都是要寫「懺悔錄」的,杜思妥也夫斯基最後寫成的是,「奇形怪狀」的《地下室手記》;而我們的托爾斯泰伯爵,卻是可以向大家公開坦白的《懺悔錄》。

 

一八八二年《懺悔錄》完成時,杜思妥也夫斯基已經過世,托爾斯泰終究還是不能理解,什麼是「地下室悲劇」(這裡還是必須說,老天爺是公平的),所以在隔年寫給斯特拉霍夫的信裡,竟說杜思妥也夫斯基是隻被絆住的良馬,全都枉費工夫了。

 

另外,在其秘書布爾加科夫記敘的《垂暮之年­---托爾斯泰晚年生活紀事》中,也記下托爾斯泰對杜思妥也夫斯基的評語,說杜思妥也夫斯基「對革命家的攻擊是不好的,他不知怎的是從外表指摘他們,而不是深入他們的心境」。

托爾斯泰終究還是無法理解,「地下室悲劇」者,必須走的是「蜿蜒與漫長的道路」(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三、是天意、默契,還是巧合

 

杜思妥也夫斯基在《群魔》裡,其接近終了的「斯捷潘最後漂泊」情節,大概會讓許多人愕然。斯捷潘這個人物,竟然與近四十年後,一九一○年托爾斯泰晚年的出走,幾乎如出一轍。...但是彼時彼刻,他(斯捷潘)的最大痛苦就在於,他怎麼也說不出,他要去的地方。...大路漫長又漫長,看不到盡頭,就好像人生,好像人的夢想。...在大路上,碰到的真正的老百姓...在大路上,我也會是一個有益的人...甚至在大路上,也有崇高的思想!...。

 

另外,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少年》中,為爾西洛夫的那一段懺悔(頁625),提到俄羅斯之於整個歐洲,最寶貴的就是,對各種思想的全面調和。可那時全世界又有誰能理解這樣的思想呢,所以我孤獨地漂泊...「唯獨我,處在所有的縱火者中間,能夠當面對他們說,他們焚毀杜伊勒里宮是個錯誤;唯獨我,處在保守黨復仇者中間,能夠對復仇者說,焚毀杜伊勒里宮雖說是犯罪,但畢竟合乎邏輯。」

當時在歐洲,只有我這樣的俄國人,才是唯一的歐洲人。

 

杜思妥也夫斯基曾經因為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成為政治犯流放西伯利亞,我們可以同情理解地體會,他何以沒有把為爾西洛夫的這樣「懺悔」,也拿來用於俄羅斯,希望貴族與革命者全面調和。

 

反倒是,托爾斯泰在他過世後,真實地實踐著,希望俄羅斯貴族與革命者的全面調和。

 

                    

 

當時在俄羅斯,只有我(托爾斯泰)這樣一位不是「地下室悲劇」的人,才是唯一的俄羅斯人。

 

以上這段話,雖是有著些許嘲諷,但一九九一年之後,看著蘇聯瓦解之後的俄羅斯,甚至是今天的中國、台灣,我們應當會有很多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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