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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7/30------對一九六○年代「理想主義」的眷念

                          ------〈現實烏托邦的博愛政治如何可能〉（十一之二「自由平等博愛」）

                                              象徵「自由平等博愛」的法國「藍白紅」三色國旗

一、自由平等與博愛

    「胡，胡，胡志明；切（Che），切，格瓦拉（E. Guevara）」、「胡，胡，胡志明；切，切，格瓦拉」，這是1968年5月巴黎學運廣場上學生們響徹雲霄的口號。成千上萬法國學生加入遊行行列，其訴求的主題並非自身利益，而是關心遠在千里之外的越南與拉丁美洲人民。

過去人類歷史從未有過如此大規模，超越國界的「四海之內皆兄弟」情懷，關心其他種族人民的命運，而這就是至今令人難忘的1960年代遺產──博愛政治的可能。2003年2月15日，全球總計數以千萬人走上街頭，抗議英美聯軍正要發動的入侵伊拉克戰爭，正是這遺產的延續[1]。雖然最後未竟其功，但其所形成的全球正義力量，在今天網路化時代所積累的能量愈來愈大。自由平等，特別是博愛，仍是人類政治志業的未完成、現在進行式。

（一）、博愛政治

    1. 法國大革命與蘇維埃革命

回顧人類歷史，第一次具有普世性的理想主義運動，首度出現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吶喊中。其象徵意義在於，挑戰過去王公貴族的專制特權，「自由平等博愛」價值並具體呈現在今天法國的藍白紅三色國旗中（藍色象徵自由、白色象徵平等、紅色象徵博愛）。

「自由」是三個口號中的最核心價值，代表著任何一個個人，其自身主體可以獨立自主並自在地成長。以這自由為基準點，「平等」則是強調每一個人主體的平等地位，消極地期望，每個主體皆能擁有公平的機會發揮所能；「博愛」則是一種期望與他人融為一體的情感，積極地向外作為，希望所有人皆能享受同等福祉。

然而法國大革命最後只停留在資產階級的「自由」，後續的發展是，資產階級得到了自由之後，卻與過去宿敵王公貴族聯合，不許原來的盟友中下階級也能得到自由。就如拿破崙（B. Napoleon）從法蘭西第一共和執政官變臉成第一帝國皇帝，其走向不是盧梭（J. Rousseau）、康德（I. Kant）的普遍主義，而是黑格爾（G. W. F. Hegel）、穆勒（J. S. Mill）的特殊身份主義。

歐洲由於王公貴族與資產階級聯合，加上對外殖民，使得人數佔絕大多數的平民百姓，無法得到本身應有的權利。在此一困頓環境下，1917年蘇聯革命可說是列寧（N. Lenin）以革命先鋒隊主導工農階級完成革命，展示「平等」此一政治價值。然後續的發展卻是，「革命先鋒隊」得到政權後，卻利用社會的分裂建立起一黨專政的極權國家。

1939年8月23日，蘇聯史達林（J. Stalin）與德國希特勒（A. Hitler）簽訂互不侵犯協定，「平等」不僅沒有走向「博愛」，反而倒退到與「自由」對立的極權法西斯一起侵略波蘭。這事件可說預示了後來，蘇聯1956年入侵匈牙利與1968年入侵捷克的悲劇，同時更象徵無產階級專政「平等」價值的破產，甚至是後來1991年蘇聯的整個崩解。

2. 1960年代的遺產

雖然學生不是一清楚的階級，但過去歷史顯示，當反抗運動裡有學生大規模加入後，情勢就會變得更有正當性而使當政者更難以招架。1960年代的學生反抗，除了原有的年青叛逆特質外，這一群第二次大戰之後出生的嬰兒潮，更是對戰後資本主義的科層主義、消費文化進行嚴厲譴責，甚至進一步要求大學體制必需徹底改變。由於對束縛的敏銳認知，那一代的年青人理解到：其說話的權利已被人偷走，而當時的教育體系──­­­從幼稚園到大學，都是限制他們的敵人。

被譽為「巴西教育界的格瓦拉」弗雷勒（P. Freire）曾經指出：1960年代的反叛運動，是不滿既有的陳腐制度，同時希望每個人都能成為自己生命的抉擇主體；而此一面向的反叛規模，在過去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因為即使至今，我們社會性格仍是相當威權式的（1993:136）。

事實上，1960年代學生運動最可貴的價值就是對「博愛」的呼求，是對過去自由平等停滯不前的不滿，他們認為：

(1). 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口號，不能僅是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本家為所欲為的自由。自由是不能建立在多數中下階級痛苦之上的自由。

(2). 1917年蘇聯革命的「平等」口號，不能將其他價值都犧牲也在所不惜，特別是每個人最寶貴的主體自由。尤其不能忍受的是，革命先鋒隊的「專政」，反而製造了官僚特權，造成更大的不平等。極為諷刺的是當今中國，一黨專政下主導的經濟改革開放，卻形成全世界貧富最懸殊的國家之一。

懷抱理想的年青人發現：西方式民主，充其量只是維護先進資本家的自由，其真實景況是多數人的冷漠不投票，放任社會優勢權貴的自由極大化；另一方面，蘇聯與中國等「實存社會主義」（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其「專政」本質卻是革命先鋒隊退化為封建威權的特權者，等於是倒退到法國大革命前的權貴專政。

因此當時年青人追求的，不只是自身的利益，而是一種博愛，一種期望世界的根本改造。於是許多新社會運動自始而起：反戰、黑人平權，女性、弱勢族群與同性戀者也要求平權，生態環保也順勢而發質疑片面經濟成長所衍生的諸多缺失。從而，原本一元的社會價值觀，逐漸轉變成多元分呈的景象，形成今天我們世界的大致樣貌。

    3. 羅爾斯（J. Rawls）博愛政治初探

1971年羅爾斯《一種正義理論》可說是總結1960年代的政治哲學思考。其正義兩原則[2]不只試圖化解自由與平等的傳統對立，同時也首度真實感受「博愛」的重要。羅爾斯發現，與自由平等相較，博愛觀念在民主社會中是較為次要，而且被認為是較不專門、在實際事務中沒有合適地位的政治概念，而「只是表達某種心靈態度與行為類型」。

    羅爾斯理解到，「博愛」被相對忽視的原因是其烏托邦傾向，「博愛有時被認為是想在一個較大的社會成員間，建立不現實的聯繫紐帶」，也因此在其正義兩原則中，羅爾斯特別堅持要以差別原則來促成各種聯合，從而博愛就成了一種可以實現的「現實烏托邦」。在書中，羅爾斯為「自由平等博愛」總結表示：自由相應於第一個原則中對自由的最優先強調；平等則是相應於第一個原則的平等觀念，即擁有機會的公平平等；而博愛則落實在第二個差別原則的追求。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把傳統的自由平等博愛觀念，具體落實在正義兩原則的民主解釋上（1971:105-106）。

不過當時羅爾斯主要想到的仍是一國之內的博愛；其到晚年，則充分意識到他的國家（美國）強力推行的政經政策，是如何在國際間阻絕博愛。因此在1999年著作的《萬民法》中，則是處處設想：國際之間如何有效落實博愛，特別是西方世界與阿拉伯世界的和平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