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7/31------從信念、希望，到最廣的博愛
------〈現實烏托邦的博愛政治如何可能〉（十一之三「如何可行的烏托邦」）
繼續養護成長那，「可行的」現實烏托邦。
（二）、現實烏托邦
1. 想像烏托邦
羅爾斯在其《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著作中，將「現實烏托邦」視為其政治哲學的第四種角色，即探索可行的政治可能性界限。他認為，這樣的可能性（the possible）可以讓我們對未來社會改善仍能抱持希望，並探求其可行性（the practicable）。羅爾斯強調，如此之現實烏托邦想像，其界限並不是由實然現實決定，而是我們的應然意志（2001:4-5）。正如在《一種正義理論》中的「公平正義」觀點一樣，他認為，雖然現實社會可能從未「公平」過，但人們並不會也不應就此放棄「公平」作為正義的基準點。因此，歷史現實並不能推導成歷史宿命，不公是社會優勢者造成的結果，普遍人民的覺醒是可以改變現狀的。
弗雷勒對此方面看法可說與羅爾斯一致，他認為：此一期待提供給我們一個植根於實際的希望想像，它不僅不是空想與不切實際，相反地它是一種存有上的需要（ontological need）。無此想像則人們會變得無望，而無法開展改變不公義現狀的嘗試與努力（1994:8）。
2. 不怕被稱為非科學也要談論博愛
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問題所在，即是誤認為，只要個人在物質上成功即能帶來快樂幸福。而這種缺乏理想應然，缺乏對「他人」關照的實然財富成功，如今被證明並非幸福保證。以美國為例，近三十年美國個人財富雖大幅累積，但認為自己生活滿意的人，其所佔百分比卻沒有增加（伍汀（M. Woodin）等 2005:102-103），而這與許多國家如不丹等，低所得但卻覺幸福快樂，形成諷刺對比。
我們知道：資本主義背後的價值基礎即是功利主義，市場買賣雙方得以取得均衡的運作，即是其格言「最大多數人最大幸福」的具體展現。而正如市場不會顧及沒有購買力的人一樣，功利主義所設想的最大多數人，不僅國內貧困大眾不被納入其中，「非我族類」的外邦人（如歐美國家所殖民的第三世界人民）更是可以被犧牲的一群。
於是在那個歐美資產階級主導一切的19世紀裡，以「自由」為名得勢的新貴們甚至自滿地認為：只有我們這些馬兒吃飽了，在旁邊的麻雀才有剩下的殘渣屑屑吃，至於國外殖民地的那些物種，最好的辦法則是讓他們自生自滅。
然功利主義價值第一次遭到根本動搖，卻是早在19世紀穆勒的成長歷程中。從小穆勒可說是接受神童般的私人教育（3歲學希臘文、7歲閱讀柏拉圖（Plato）著作、8歲學拉丁文以及閱讀李維（Livy）與西塞羅（Cicero）著作，他父親極力希望將他栽培成功利主義傳人）。然1826年當他正值20歲之際，卻真實經歷了功利主義內在價值的精神危機。穆勒在其自傳中，詳述了這場危機的起始與後來發展：
我直接問自己一個問題──「假定你生命之中所有的目標都實現了；
假定你現在所期望的制度與見解的改變，可以在此刻全部完成，那麼，
你會感到非常高興，非常愉快嗎？」一種無法壓抑的自我意識清晰地
回答說：「不會！」於是，我的心往下沈；我的生命構建於其上的整個
基礎崩潰了。本來，我的一切幸福，將要實現於對這個目標的持續追求
；如今，這個目標已不在迷人，．．．似乎沒有什麼可以讓我活下去的
了。
我時常自問：如果生活必須以這種方式度過，那麼，我是否可能繼續活下
去？或者我是否一定要繼續活下去？我通常都這樣回答：我不可能忍受
超過一年。然而半年之後，終有一線細微的亮光照射在我的陰鬱情緒上
。那是偶然閱讀馬蒙特爾（Marmontel）的回憶錄時，讀到一個段落，
他敘述他父親去世後家人陷入一種痛苦的境地。但是當時只是小男孩的
馬蒙特爾卻忽然得到一種啟示，由於這種啟示，他感覺到（也使家人
感覺到）：他將是家人的一切──即將填補家人所失去的一切。我生動
地構想這個情景及其所引發的感情，感動的流淚了。從這個時刻起我的
負荷減輕了。那種想法不再壓迫我．．．我認為自己還擁有一些原料，
可以創造出所有的性格價值，以及所有的幸福可能性。．．．我認為：
只有那些專注於另一個目標，而不是專注於自己幸福的人，才是幸福
的（1957:87,91-92）。
感受到自己對於別人的重要，如同小男孩馬蒙特爾，專注於家人幸福，使得穆勒從絕望的深淵中逐步站起。後來，更在閱讀華滋華斯（W. Wordsworth）的詩集中，體會鄉村與大自然的美景，重新找回生命的動力與喜悅。穆勒從此比其他功利主義者，更關心本國中下階級勞工們的福利，將行動（act）功利主義轉化為規範（rule）功利主義。雖然，我們知道他對被英國殖民的印度人民，始終沒有任何改變。
詳述上述穆勒的心境轉折，讓我們更有充足理由對實然現實提出挑戰，並確認應然理想在「存有上的需要」，而這正是「現實烏托邦博愛政治」值得推廣的價值所在。從而證實這種關照他人的「博愛」並非唯心，非科學或沒有價值的自我幻想，而有其真實存在的基礎。
只是這樣的應然，究竟是在不更動現有結構，只做一些修補式的慈善團體施捨，如弗雷勒所說的「假慷慨」；還是勇於直面問題核心，挑戰這現存的資本主義結構對這個世界的價值扭曲。弗雷勒顯然選擇了後者，他說：西方世界的先進科技固然提供了目前所需的資源，但第三世界人民的苦難社會景況，使我們必須否定目前的秩序，並且也顯示了人類歷史的未完成（19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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