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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8/1------跨國大企業「政變」傳統民族國家

                      ------〈現實烏托邦的博愛政治如何可能〉（十一之四「國際社會的現實」）

                             即使這書出版已近十年，但仍是解讀當今國際現實的「關鍵報告」。 

二、大企業正在接管民族國家

1648年西發里亞（Westphalia）條約，結束了在今天德國境內慘烈的30年戰爭，開啟了人類另一種國家形態：從大一統帝國走向民族國家。從此民族國家之間，開始尊重對方主權完整，並建立起「國境不可侵犯」的外交默契。而這樣的民族國家形態自那時起，開始席捲全世界，至今大約有將近200個民族國家。

然而如今，全世界前一百大的經濟體中，只剩下49個是民族國家，其他51個是跨國大企業（赫玆（N. Hertz）2003:26）。對於大企業在國家之間的遊走挑戰，民族國家愈來愈束手無策，因此，民族國家此一國家形態是否已漸步向黃昏，實令我們矚目。

（一）、後殖民的挑戰

    1. 新興獨立國家的威脅

英國邱吉爾（W. Churchill）首相在總結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際，認為未來世界的完美藍圖是，「世界政府必須為富足國家所管理，因為這些國家想要的東西都已經不虞匱乏」，反之若落入飢荒國家則會造成永久危險。因此，在後來成立的聯合國裡，除了確立五大強權國家的安理會否決權外，其入會是有資格限制的選擇原則。但選擇原則最後變成普遍原則的原因是：1953年韓戰結束後，美蘇兩大超強為爭取亞、非、拉丁美洲新興國家支持，紛紛積極同意新興國家加入聯合國。1955年，同意讓16國入會，總共達到76個會員國；1960年，又有17國入會，數目來到100個會員國；一直到1960年代結束，又共有25國入會，聯合國的總會員數在那時就已經來到125國（中央社2002:605）。

從以上過程看出，在1960年代之後，由於第三世界新興獨立國家加入聯合國之後，終於掌握聯合國的多數優勢。他們在聯合國裡要求國際間更公平的對待，更可說是對原來西方強權的挑戰。顯然這時的聯合國已不是如邱吉爾所說的由富足國家管理，反而是由他所認為的「飢荒國家」掌控，而處於危險狀態之中（Chomsky 2000:7）。

於是往後的發展是，以美國為首的工業國家開始亟思反制：一方面由美國帶頭長期積欠聯合國會費，讓聯合國處於財政赤字運作困難；另一方面則以七大工業國（G7）能掌控的布列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如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邊緣化聯合國的主體角色，以取代第三世界國家可以主導的聯合國大會。

事實上在聯合國草創之初，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這兩個聯合國附屬機構總部都設在美國華盛頓，一直與美國財政部有著密切聯繫。而長期以來，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的總裁則各由美國與歐盟指派，第三世界國家無權置喙。[1]在這些組織裡，並非每一國的票都等值，而是以其經濟實力等比增加。更特別的是，這兩個機構的決議都需要85%的多數，而單單美國在這兩個機構就分別享有17%左右的票數，如此等於讓美國單獨擁有國際經濟政策的否決權。

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加上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這三大經濟組織更是在美國的強力主導下，成為發動經濟全球化、推動自由貿易協定的三大引擎。在跨國權貴們的主導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金字塔頂端的這些大公司負責人在美國這個超級強國的保護下暢行無阻。事實上，雷根（R. Reagan）、柴契爾夫人（M. Thatcher）及其後繼的美、英領袖，其服務的對象，與其說是該國的一般民眾，倒不如說是主導世界經濟的跨國公司大老闆，其政策大都是為了維護這個國際「政商複合體」（state-corporate nexus）的利益。

    2. 當前弱勢國家的困境

目前全世界超過半數的人口，對本國的經濟政策幾無發言權，只能被動接受來自華盛頓國際經濟組織的發號施令。然原本布列頓森林體系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仍運作得宜，其主要政策是要求各國匯率一定，資本流動被有效地控制著。不過這穩定匯率政策，在1968年上台的美國尼克森（R. Nixon）總統的刻意破壞下，如今此一體系已經轉變成為大企業執行全球經濟自由化的總部。

回顧過去歷史我們發現，有效控制資金流動的前提是，世界主要國家願意遵守。然當像美國這樣超級富國不想這麼做時，那麼一切遊戲就都結束了。布列頓森林體系的穩定匯率協定在1971年瓦解之後，國際流動的「外資」便不斷增加，它們在短期間集體進入某一國家，然後再一段時日後又集體匯出某一國家，就會造成那一國家貨幣暴升、暴跌的可能經濟金融風暴（如1990年代的東南亞金融風暴，或是2008年國際熱錢炒作油價造成的通貨膨脹以及後續的經濟蕭條），受害的都是無法移動的貧苦大眾。

目前困擾第三世界最嚴重的問題即是龐大的外債。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伊斯蘭國家印尼（世界人口排名第四，2007年統計約有2.35億人）為例，在蘇哈托（Suharto）主政時期，國債曾達其國民生產毛額的140%，經濟幾達崩潰邊緣。我們追究其緣由發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權及其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要負最大的責任。

國際貨幣基金將錢借給印尼獨裁者蘇哈托[2]等身邊數百人親信，共約300億美元左右，蘇哈托對此的回報則是，將印尼豐富的天然資源拱手讓給西方大公司掠奪。但償還這些外債的人，並不是蘇哈托等人，而是艱難度日的印尼人民，債務人的責任被轉移到本國的窮苦大眾。另一方面，歐美債權人權益則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相關機構的轉換下，將貸款風險公有化，將這些可能追不回來的債權轉移給發達國家的納稅人。

因此，對印尼窮苦大眾與發達國家納稅人最根本正源之道就是，將蘇哈托家族掠奪的財富交出來（現在他們已經下台），並追究當時國際貨幣銀行相關人員是否有利益輸送情形。

事實上，這種普遍存在第三世界的外債情形，是一種「惡債」，它反應的不是經濟原則，而是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因為按經濟原則應該是，誰借款就應是誰還債，但許多第三世界的真實情況卻是，不是真正借錢的人在還錢，反而是一般的無辜百姓。所以第三世界的外債問題是強權外加的結果，而不是經濟規則的體現。[3]

另外，與印尼一樣的拉丁美洲國家外債，同樣是人民難以承受之重，他們根本無法真正償清債務，而只能以債養債，然後問題愈來愈嚴重。1970年代其外債是600億美金，1980年代則是2000億美金，到1990年代已是4300億美金，而單是1999年，債務處理費就高達1200億美金（Chomsky 2000:98）。我們發現，外債問題惡化的起始點，也就是布列頓森林體系開始瓦解與質變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