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自己，愛這個世界

2013/8/2------在WTO談判桌上，只有大資本家

            ------〈現實烏托邦的博愛政治如何可能〉（十一之五「徹底的布爾喬亞時代」）

                       花旗銀行的內部文件裡，曾向其大股東表達：為何民主政治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 

（二）、新自由主義的基本教義

西方國家倡導經濟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告訴我們，在撤除關稅壁壘與各種貿易障礙之後，國際間各種商品可以自由流通（不過勞力卻不在自由流通之列，有所謂的外勞政策管制），這是讓全球經濟成長的不二法門，每個國家都可從中得到好處，同時嘉惠窮人。這種商品與國際資金得以自由進出各國的國際經濟政策，大大降低了傳統民族國家的政治人物影響力。

    1. 虛有其表的政治領袖

事實上，資金可以自由跨越國界任意流通，其本身就是對民族國家主權的一種挑戰。特別是，如果這個國家在選舉揭曉後，是支持中下階級的左翼政權上台，那麼，資金外逃所造成金融危機，就形成對此一民選左翼政權的一種懲罰。

因此當經濟優勢者透過經濟全球化可以來去世界各國時，他們當然更有能力懲罰那些靠選票上台的政治人物，特別是當這些政治人物想進行任何福利或國有化措施時。甚至即使這個國家，嘗試想動用資金進行教育或衛生體制改善的舉措，也會被許多大資本家視為非理性與不友善的措施。

法國大革命以來，法國一直是世界政治舞台的先進實驗場，有關以上資本外逃情形，到目前為止法國就已經歷過三次。特別是當這些大資本家，有了像美國雷根總統與英國柴契爾首相這樣的靠山之後，更是肆無忌憚。1981年法國社會黨密特朗（F. Mitterrand）當選總統之後，一開始執行其選民負託的重要產業國有化時，法國資金就開始嚴重外流。據統計，1981年外流資金約500億法郎，1982年逃漏稅約達900億法郎，幾乎等於法國當年的財政赤字。大資本家的反對和抵制，進一步加重了政府的財政危機，使國有化改革帶來嚴重的後果。後來密特朗為了希望阻擋資金外流而調高法國利率，但這些大資本家根本不領情，結果反而加重經濟蕭條。後來當民眾把不滿情緒反應在國會議員補選之後，密特朗只好做政策調整。以上例子告訴我們：在國際資本跳脫民族國家的束縛之後（特別是有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為其背書），任何嘗試想進行偏向勞工政策的政黨，其所可能面對的窘境[1]。

另一方面，建立民主制度的民族國家，其政治領袖都有任期限制（通常只能連任一次），對比之下，大企業的財產卻是恆久且世襲。所以，西方資產階級所建立起來的民主體制，其運行的長期結果則是：財團大企業才是背後真正的決策者，檯面上的政治人物由於有任期限制，在許多現實權力考量下，最後只好馴服於財團勢力。前美國民主黨總統柯林頓（B. Clinton）與前英國工黨首相布萊爾（T. Blair）的所謂「第三條路」執政內容，就是以上最貼切的說明。

於是這30多年來，我們可以清楚目睹大企業「慢動作政變」民族國家的過程。民族國家流失的權力，正不斷地灌入已經臃腫不堪的大企業及國際金融組織裡。即使是經濟大國德國，在過去20年裡，縱使企業利潤已增加90%，但德國公司稅收入卻反而減少50%。1999年當時德國財政部長拉封丹（O. Lafontaine）曾不顧一切要提高公司稅，但卻遭到大企業聯合威脅要外移。最後結果威脅大獲全勝，拉封丹下台一鞠躬。

    2. 全球貧富差距更為擴大

因此我們看到現在許多西方國家，即使較左翼的政黨上台，也無法改變此一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更不要說是弱勢的第三世界國家。今天，在國際經濟組織的主導下，第三世界想要獲得國際貨幣基金或世界銀行的貸款，則必需進行「結構調整綱領」的經濟全球化政策：如進行公營事業民營化、勞動市場自由化、刪減公共福利支出。在這些弱小的民族國家裡，最近讓渡給大企業的，甚至還包括該國的民生必需品──水與電的經營權。2005年玻利維亞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莫拉萊斯（J. E. Morales Ayma）終於當選總統，人民以選票抵制當時正在進行的，包括自來水也要民營化的南美洲自由貿易協定。

由上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在多數自由貿易協定裡，主要都是強調有利於資方的勞動市場自由化。如此，在「市場機制」運作下，所有勞動者的福利、安全保障慢慢都被取消，許多勞動者即使工作環境惡化，也因為害怕失去工作而默默承受，因為在自由貿易協定促成的大環境下，有更多的第三世界勞動大軍等著願意接受更低的工資。因此，所謂自由貿易協定，其實質內容就是勞動者的安全保障被一一取消。

在這新自由主義基本教義的主導下，大企業幾乎主導了一切有利於他們的遊戲規則，全世界的貧富差距也就因而同時明顯加劇擴大中。

在1960年時，當時世界最富有的前五分之一所得，是後面最貧窮五分之一所得的30倍；但到1990年時，差距一下子來到60倍；1999年的統計是80倍；2006年則已經來到90倍。對於這種幾乎形成「社會死」的貧富差距，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2006年11月發表的報告更清楚顯示：全球最富裕的500人總收入，竟然超過了最貧窮的4億1千6百萬人的總收入。

2006年12月，根據聯合國歷來最大規模的全球財富分配調查發現：全球1%最有錢的人掌控世界財富的40%；排名前2%的鉅富，則壟斷全球半數以上的資產。這項由聯合國大學「世界發展經濟學研究所」所進行的研究（統計資料是以公元2000年為基準，因此，現在真實的貧富差距可能更大）也顯示，金字塔頂端的1%，每人資產至少50萬美元，其中：37%住在美國、27%在日本、6%在英國、5%在法國、德國與義大利各有4%、加拿大2%（剛好是G7七大工業國），而台灣則有1%。

對於以上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隱憂，美國商學院的教育主導者並不以為意。他們不會去討論如何改善此一不合理情形，而是教導其學生，只要重視那前面20%有購買能力人的需求就可。至於，另外那80%絕大部份的一般老百姓，是可以忽略的，更不要說那底層的20%人口。因此在市場上，這群底層人民根本無從發聲，也由於他們大都沒有機會受到應有教育，因此不能說、不敢說、甚至不知該如何說，以致無法寫文章訴說自己悲慘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