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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大一統帝國時代
政治思想家對於歷史情勢變遷少有洞燭先機。嚴希臘人與非希臘人之防的亞里斯多德， 終其一生都未能了解其學生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的軍事行動所帶來當時西方世界的變動意義。政治思想家塞班認為：「當亞歷山大大帝慎重地把希臘人與東方臣民融合起來時， 這一措施肯定會與亞里斯多德對他傳授的城邦政治學說完全對立。 但亞歷山大大帝立即接受了他老師所無法了解的一個重要事實，並且還採取了一個肯定使他老師的政治假定過時的步驟」（ 1973:130）。
這個步驟就是從城邦走向大一統帝國。
一、大一統帝國的形成
城邦時代，邦與邦之間爭亂不已，每一次戰亂就使人民顛沛流離失所，因此將所有邦國統一的大一統政治形式， 便成了人民的新希望，亞歷山大大帝、秦始皇、凱撒(August Caesar)都是在那樣的情勢下為人民所期待。 賈誼在《新書．過秦論》中曾提及，秦並海內，「天下之士斐然鄉風」，是因為戰國時代「諸侯力政（征），疆侵弱，眾寡暴，兵革不休，士民罷敝」，廣大編戶齊民「冀得安其性命」，普遍支持統一（杜正勝 1990:422）。
以中國來說，原本就有傾向權力中心化的酋邦式封建共主，而今，大一統帝國更加強化了這個傾向，使中國終成為超穩定的大一統帝國結構。在漢景帝時仍有七國之亂，魏晉時的士族也仍足以左右政局，唐一朝甚至還有藩鎮割據，但自宋以後，過去的權貴幾全被科舉官僚取代，社會階層被重新洗牌成一律平民，大一統帝國最希望達成的境界於焉確定。
在這樣的情形下，即使是生產工具改變也沒有辦法撼動這個結構，人類學家張光直就曾注意到中國文明的起源， 其關鍵正是政治權威（ 1993:115 ）。以青銅器發明來看，甚至它的使用最早也不是在生產技術方面，而是作為古代政治權力的工具（ 1990:119-21 ）。甚至中國在宋以後，經濟的空前發展也無法突破這大一統政治的緊箍咒（註一）。
至於在歐洲，其大一統形式就不像中國如此單一，而是複雜多了。當城邦之間彼此吞併時，雅典城邦成為雅典帝國。但由於雅典是部落聯盟式的城邦形態，帝國的發展使她政治愈趨不穩定。其原因是，不僅其邦內有人數眾多外邦人與奴隸不認同這個政治體制，帝國擴張的結果也隨時擔心其他城邦的報復。這麼脆弱的統治基礎，僅是靠武力維持穩定是不夠的，它無疑是置身在一種機械學中極為不穩定的平衡狀態中， 經不起晃動（穆勒(J. S. Mill) 1958:13）。事實也是如此，當雅典繼續軍事擴張遇到失敗時，一切的混亂，如骨牌效應般排山倒海而來，終至摧毀了城邦過去的所有文明。
羅馬是看著雅典的興衰長大的，當她必須走向帝國時，不自覺地彌補了過去雅典所忽略的政治力平衡。希臘化時代史家波利比斯(Polibius)察覺到羅馬成功的祕密，就在這重視政治力量的均衡， 這不同於亞里斯多德的雅典只重視社會階級的平衡：
沒有人能肯定地說羅馬政府是貴族式的，或民主式的或專制式的，就是
羅馬本地人也講不出來。確實，如果我們只觀察執政者的權力，那麼我
們一定會覺得羅馬是獨裁的，觀察元老院那麼便覺得它是貴族的。最後
，如果我們看一下人民所具有的權力，那麼羅馬又明顯是個民主政權了
（李弘棋 1982:52 ）。
本文發現，雅典與羅馬是不同的，關鍵不在波利比斯的「政治平衡力」觀察，而是這兩個政治實體是源自不同的早期國家模式：雅典屬於工商式部落聯盟，而羅馬屬於農業酋邦。因此，當帝國成為雅典城邦的噩夢，奠基其上的亞歷山大帝國不多久也成過眼雲煙，而羅馬帝國卻能因其農業酋邦而確能堅實穩固的站起來（註二）。
二、大一統帝國的政治理性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對完成大一統的統治者來說，正是躊躇滿志、不可一世。當時，亞歷山大被尊稱為大帝(the Great) ，大臣博士亦期尊稱嬴政為泰皇， 羅馬貴族甚至想頒給凱撒一項比皇帝更高的榮耀，讓他在有生之年就位列眾神。
而不管亞歷山大大帝、秦始皇是那一個部族出身， 於今他們都會以一酋邦模式的普世領袖姿態出現。那種以特定族群利益為優先，剝削他族人的部落聯盟模式雅典帝國漸成過去。不過，由於羅馬帝國深受雅典影響，一開始曾徘徊在這兩個模式之間，於是羅馬人想出了二元法律試圖解決問題：市民法適用羅馬公民，萬民法適用其他所有人。然而，這種有差別待遇的的法律，終究隨西羅馬帝國滅亡而歸於一統，酋邦模式取得最後勝利（註三）。
相較於城邦的政治理性，大一統帝國的政治理性更是超越個人的認識界限。要一個過去的城邦公民，學習在遠比城邦規模更為龐大的大一統帝國生活有多麼困難，這可從退回至個人的伊比鳩魯與斯多葛學派迅速盛行可見一斑。伊比鳩魯與斯多葛學派如同中國的老莊哲學一樣，安慰那些在大一統帝國中漂泊無依的人民心靈。
但一種積極的大一統帝國政治理性仍不可或缺地被思考著：即大一統帝國作為一政治實體，應以什麼原則作為其運行準則。然帝國太大以致此一思考太難，這完全超乎凡人所能想像，因而無怪乎一種准宗教式的政治理性主導了這個時代。
1.農業酋邦的反商遺風
大一統帝國是酋邦模式的進一步擴大，因為酋邦是以農業為主，因此其擴大後的大一統帝國具有普遍的反商傾向。以帝國統治者的立場看，任何商業活動皆蘊含有低買高賣的不公平交易，造成有一部份人坐享其成靠他人維生，這是任何酋邦式統治集團所不能容忍（註四）。雖然主政者深知商業有互通有無的功用，但他們仍一再重申農為本、商為末的重農抑商政策。在戰國的秦就曾規定私自做小生意的要罰為奴隸（註五），西漢初年甚至規定商人不能做官、騎馬、乘車、穿絲綢衣服，就連商人的子孫也不得免（註六）。中國大一統王朝知道商業自有其功用，因此在禁止之餘，多由王朝自己出面官辦。所謂官商、官辦手工業，使大一統帝國內必要的商品交換得到滿足，又不致對商業活動失去控制。
在中古歐洲， 情形和中國一樣，不僅亞里斯多德所反對的「獲得金錢的方法」（ 1984:1256b40 ）完全不可能（高利貸被全面禁止）， 甚至「獲得財產的技術」即產業生財活動也被抑制。
而在中古歐洲教會看來，人生最重要的目的是靈魂得救，其他則是次要的， 人們如果把現世的奢華、享樂看為首要則是不當的。耶穌（Jesus）就曾說，要富人信教就如同要駱駝穿針孔還難，神父聖安普洛斯(St. Ambrose)甚至說私有財產是一種「可恨的霸佔」。融合亞里斯多德的士林哲學更是延續亞里斯多德對「獲得金錢方法」高利貸的指責，認為家務管理重在人事，不重無生命的財物；重在來世的靈魂得救，不重家資的豐饒（註七）。
因此我們不難發現，農業酋邦是這大一統帝國的原型，中國與歐洲皆是如此。所以當歐洲人進入工商式部落聯盟的民族國家時代之後，卻把這些農業的酋邦模式儘歸為亞細亞生產方式，並視之為奇異落後的、異國風情的東方，事實上，歐洲人忘了他們所敘述的東方其實是他們曾經的過去，而且是大部份的過去。阿拉伯學者薩伊德(E.W. Said)曾評論歐洲人此一「東方主義」（orientalism）論述， 認為他們心中的東、西方，與其說是天然的事實，不如說是一種人為虛構（1978:5）。這種想像出來的地理，使歐洲人心中築起一道虛幻的東、西方城牆，由於這城牆，歐洲人不僅無法了解別人，更無法真正了解自己。
2.皆需要一普世的（准）宗教維繫
大一統帝國疆域龐大，在當時交通技術限制下，這遼闊的天涯海角遠非現代人所能想像。
羅馬一開始依賴法律，而在中國，唐以前是封建士族，唐以後是科舉官僚，維繫縮短這帝國與人民之間地理與心裡的距離。不過，這一切的中間紐帶仍舊使人民覺得天高皇帝遠。因此，統治者們愈來愈發現一個更有效的統治，不只是要抓得住人民的軀體，更要能抓住人民的靈魂，一種普世宗教便成大一統帝國所必需。
以歐洲為例， 當耶穌把上帝的恩寵，從上帝選民猶太人擴大到包括奴隸所有人， 並反對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的排除奴隸公共用餐（註八），耶穌四海一家的宗教精神，得以在新的帝國時代流行不是偶然。
然而基督教在奧古斯丁(A. Augustine)時卻去政治化了。他要人們注重「上帝之城」不管「地上之城」（註九）。他的退縮，將世俗保留給現世的統治者時，一個「上帝歸上帝，凱撒歸凱撒」的政教合作模式於是形成。天主教會與帝國（及其後來封建社會統治者）於是形成彼此互補的共生關係。
相較於歐洲基督教的去政治化，中國的儒學發展則是慢慢被統治者的政治馴化。孔子周遊列國無君王願採納的窘境，到了董仲舒時，卻成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的盛況空前。董仲舒把孔子原始儒學從原來建築在血緣倫理和原氏族首領的嚴格道德表率上，轉化為建築在宇宙自然秩序的比附上時（李澤厚 1986 :169），儒家變成了儒教。董仲舒的陰陽儒教契合新帝國成立後的需要，即統治者希望掌握住人民的靈魂，它為統治者所喜並大力推廣是非常自然的。
三、大一統帝國的沒落
1.中國
中國大一統帝國的走向，漸從過去封建的地方分權，逐漸走向郡縣的中央集權。它的正面發展是，解決了過去邦與邦之間的連綿不斷的戰禍，社會階層的不平等也不斷被夷平；但它的負面發展卻是，權力愈來愈集中，到明太祖廢宰相之後，皇權更形孤絕，成為唯君心是瞻的絕對專制制度。
但帝國實在太大，大到即使有心想當好君王也難。過去城邦時代，統治者與人民距離不遠，施政起碼與人民所需相差不遠；而今大一統帝國時代，君王們位居深宮必須透過層層官僚了解民情，若官僚欺上瞞下，君王根本不了解他的子民需要什麼。
雖然表面上皇帝半神半人的神權專制統治，尚能維持基本的穩定局面，但相較於城邦政治，這樣的政治制度是僵固無效率的。因為當統治中樞感應到問題所在，並提出解決方案時，常常已經事過境遷，其問題正如同醫學上的末梢神經冷感症。
2.歐洲
歐洲的大一統初期雖是指羅馬帝國，但後來卻是以基督教的神聖羅馬帝國維持。然而，上帝的依舊只能歸上帝，凱撒的也只能歸凱撒，中古的西歐雖然在精神上尚能維持大一統，但世俗上已經是地方的封建領主各自為政。
但隨著羅馬教廷因選舉教宗，導致十四世紀有三位教宗爭奪權位的「西方大分裂」（王任光 1979:388 ）； 以及因十字軍東征與地理大發現所帶來的商業與城市的發展，歐洲甚至連精神的大一統也已難以為繼。
義大利，這個曾經是羅馬帝國的母國，也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精神中心，如今卻也是首先見證這大一統帝國的沒落地方。這裡曾經是基督信仰的重心，但義大利人卻成為全歐洲最沒有宗教情操的人，馬基維利（N. Machiavelli）認為原因就在羅馬教廷， 是它使義大利喪失一切宗教的虔誠心（ 1950:245 ）。而這裡也曾是當時歐洲商業城市最有規模的地方，但卻因隨時有外國勢力假借各種名義派兵干涉，而成為當時歐洲政治最混亂的地方。
回到城邦時代嗎？從北到南的米蘭、威尼斯、佛羅倫斯、羅馬與那不勒斯的確有古代城邦的影子，但城邦還沒開始就已經陷入過去城邦時代晚期彼此征伐的噩夢中。過去的城邦與現在的大一統帝國都不能解決問題，人類的政治理性被迫再次思考另一種國家形式，馬基維利的時代意義正在此，而這也正是波卡克(J. G. A. Pocock)所著《馬基維利時刻》（The Machiavellian Moment）的中心論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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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統帝國是一個成就英雄的時代，也許就是為了成全英雄，即使一整個文明都傾覆了也在所不惜－－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而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曾經是千萬人的期望卻演變成千萬人的枷鎖，所有這一切之所以能夠原諒的，居然是為了那千萬人之上皇帝的一人自由。
由於（准）宗教的盛行，大一統帝國後來更荒謬的發展是，皇帝與教會組織竟後來都聲稱自己是先天命定要來管人民的此生與死後，而人民竟也無可奈何的接受了。
這樣的政治理性使一切都本末倒置了，人民忘記了這些上位者的一切一切，哪一樣不是從人民身上得來的？「有人民繳納租稅，才能支撐龐大的官僚機構；有人民親自服兵役或繳錢供政府募兵，才能組成龐大的軍隊組織。人民還貢獻各種地方特產，提供中央和地方政府各種徭役，以維繫帝國的存在。沒有人民，何來政府」（杜正勝 1990:v）？
註一：艾爾文(M. Elvin)曾經以「高水平靜態陷阱」（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 ）， 從人口壓力解釋宋以後的經濟何以一直是「量的成長，質的停滯」（ 1973:313 ）。不過本文認為，人口壓力只是次要因素，真正關鍵的原因還是政治力的壓迫，就像今天的中共仍舊以政治力的「宏觀」調控經濟。因此可以說馬克思的經濟基礎結構決定上層結構的理論，在中國並不適用，這裡的上層結構反而是鋪天蓋地的影響基礎結構。
註二：比較於同時東方的漢帝國，這農業酋邦因子仍不夠根深蒂固。西羅馬帝國在西元 476 年瓦解後便不能再維持大一統， 而由基督教負起神聖羅馬帝國的精神大一統。至於，更有農業酋邦特色的東羅馬帝國，就穩定多了，一直延續到西元 1453 年，在西方人的眼中她是更東方了。
註三：13世紀的中國，曾出現遊牧式部落聯盟的元帝國，他們部內相當民主，但對外同雅典一樣，是非常嚴重的種族歧視。元朝統治者也曾學習像羅馬帝國一樣，把全國人民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與南人，以不同的法律治理。但元朝此種部落聯盟政策顯然水土不服，不到百年就被趕出中原。
註四：統治集團是靠人民維生，他們當然無法容忍有另一部份的人去與他們爭食有限的人民大餅。
註五：「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史記》68〈商君列傳〉。
註六：「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史記》30〈平準書〉。
註七：這一句是 Aristotle 「重在人生的善德，不重家資的豐饒」（ 1984, 1259b20 ）的改寫。
註八： 19 世紀法國社會主義者勒魯（Pierre Leroux）甚至認為「耶穌是西方人的菩薩，是社會等級的摧毀人」（勒魯 1988:125 ）。
註九：事實上，奧古斯丁修改了耶穌的行誼。原來，耶穌並無忽略「地上之城」之意，從他反對排除奴隸公共用餐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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