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議會廣場
伍、民族國家時代
世俗的羅馬帝國在中古歐洲轉換成神聖羅馬帝國，以宗教形式維繫表面的大一統。不過，在今天的日耳曼地區，十七世紀綿延三十年的三十年戰爭，卻摧毀這僅剩的表面向心力，一六四八年，在經歷慘痛教訓的之後所簽訂的西發里亞（Westphalia）條約，居然是日後民族國家時代的先聲。這個具備現代雛形的小小國際體系，所求的目的不過是，各自公國確定自己世俗的疆界，不再彼此殺伐。然而，更完整的民族國家形式，雖先發聲於義大利，由資產階級主導，但卻是在今天的英國與法國完成整合（註一）。
相較於其他先前的國家形態，今天的民族國家形態是被普遍採用的形式，同時也展現出現代國家機器自身的優越性。之所以稱為「由資產階級主導」在於：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維繫資產階級命脈的市場經濟，亟須國家公權力的介入維持，在此同時，資產階級從市場的獲利，也願意拿出一部分來當作國家機器的稅收。相較於王公貴族的稅收下降，資產階級的稅收比重愈來愈大，資產階級與國家機器從此遂成彼此依賴的命運共同體。
不過，資產階級與民族國家的利害緊密關係卻也隱含著日後的分裂因子。特別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當資產階級無法滿足其資金只能侷限在一個固定民族國家上時，並進而要求物資、資本流動可以全球通行無阻時，其間的緊張矛盾，就也不是任一民族國家所能掌控。
一、民族國家的形成
對於「民族」的界定，安德森（B. Anderson）認為，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本質上是有限的，但卻擁有主權的共同體。安德森不滿馬克思主義或自由主義僅僵民族主義視為附屬的「異常現象」，而進行對民族主義的一種正視的「哥白尼精神」的處理。安德森認為，民族主義不是哪一主義的托勒密附庸，這個想像共同體的崛起，主要拜下列幾個因素之賜：宗教信仰之領土化、古典王朝家族之衰微、時間觀念之改變、資本主義與印刷術之間的交互作用、國家方言之發展等等（1991）。
我們認為，客觀歷史發展條件確如安德森所言，但主觀上，卻必需有強大的資產階級主導，在主客觀要素皆完備下，英、法等國形成了最早的民族國家。而英、法的形成，反過來對德國、義大利形成壓力，終至此一巨輪推展到全世界。
1.義大利
信夫清三郎認為，西歐的國家秩序是從義大利的城市國家中發展起來的，城市國家作為獨立的政治體， 以謀求並實現各自國家的利益。 信夫甚至引述舒曼（F. Schuman）的話說，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城市國家，是孕育近代治國濟民之術的子宮，是大約兩個世紀以後出現的囊括整個西歐更大國家秩序的縮影，是小宇宙的國家秩序（ 1990 1:16 ）。
但面對城市國家的混亂與基督教介入政治的不合時宜，馬基維利的重要性在於， 他的著作思考著另一種國家理性（註二）， 為民族國家催生。雖然《君王論》（The Prince） 一書指向的是一種相當專制的君主政體， 而《論李維斯的第一個十年》（Discourses on the first Decade of Titus Livius） 一書則以古羅馬共和國制度為楷模， 但更正確詮釋馬基維利的觀點是： 他是要建構一個比城市（邦）還要大，但比神聖大一統帝國要小的民族國家。因為他所指的君王是一個有能力統一義大利，且能領導全義大利對抗外國勢力的君王。
民族國家並沒有首先在義大利產生，原因是地中海的城邦與大一統帝國傳統太強，馬基維利之願終未能實現，他的願望從地中海傳到了大西洋。
2.英國
重商主義首先在英國盛行，它代表著資產階級與英王結合，排除封建階級勢力的一種國家政策，不僅資產階級成功而英王也可徵到豐富的稅。在資產階級勢力壯大後，其光榮革命的意義在於，他們並非取消英王而是取代英王，成為名符其實的真正主導角色。之後，他們轉而提倡市場自由的經濟自由主義，成功地將英國從農業酋邦形態轉變為工商式部落聯盟形態。
而在資產階級手中主導的民族國家，其實只是商人之間的一種契約，從霍布斯到洛克更是加強了這個趨勢。
當清教徒革命之際，霍布斯寫下《巨靈》，指出無政府自然狀態的可怕，並認為現在的政府是當時人民恐懼自然狀態訂立契約而成立的。但霍布斯接著強調人民並沒有毀約的自由，因為再專制的政府也比自然狀態好。而諷刺的是，霍布斯的擁護王權論並不受到當時英法朝廷的歡迎，那時君權神授的擁護者菲爾瑪（Robert Filmer） 解釋說： 「關於執行政府的諸多權利， 我同意他（霍布斯），但我無法同意他獲取這些權利的方法」（包默（F. L. Baumer） 1977:102-4）。菲爾瑪的警覺是對的，因為霍布斯的契約不是上帝授與君王式的，而是買賣租賃式的（ 1991:105）， 雖然，霍布斯一再強調這是君王一方片面可以買斷的，但菲爾瑪無論如何是無法接受霍布斯將統治者輕描淡寫地稱之為「若干人的一個集合」（1991:121）。
霍布斯代表當時資產階級希望擠入權力核心的謹慎，但光榮革命後的洛克可就不客氣地認為，買賣契約雙方必須彼此同意，否則「契約就不成其契約了」（ 1980:52-3）。
3.法國與德國
雖然盧梭一樣強調契約中保護財產的重要性，但和霍布斯與洛克等商人之間的契約不同的是，他指的是一種「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
法國大革命可說是盧梭理想的具體化，它瓦解了舊的貴族教會封建體制，創造了一個有集體意志的民族國家。這個民族國家不像英國，資產階級可以完全主導，它是以一國民整體呈現：拿破崙法典、教會國有，同時還有一效忠「法國」的國民軍。
當拿破崙（Napoleon）以此全意志（general will）的民族國家馳騁在歐陸， 1806 年打敗普魯士軍隊於耶拿時，黑格爾在予朋友書信中如此寫道：「我看見拿破崙，這個世界精神，在巡視全城。當我看見這樣一個偉大人物時，真令我發生一種奇異的感覺。他騎在馬背上，他在這裡，集中在這一點上他要達到全世界、統治全世界。」（黑格爾 1984:4 ）。黑格爾所稱的「馬背上的世界精神」就是指民族國家。
由於德國資產階級貧弱， 於是黑格爾唯心地從市民社會之外發明了一個絕對精神的國家， 由這樣一個國家負起統一德國的任務。也因此，雖然黑格爾認為演變發展過程是家庭→市民社會→國家，但卻執意地把國家這個「結果」變為「前提」， 把家庭、市民社會這個「前提」變為「結果」。馬克思因此批評黑格爾的思辨哲學把這一切都頭足倒置了（1975-95 3:8 ）。
但黑格爾國家理論的重要性在於， 任何一個以農業酋邦為主，但資產階級力量微弱的社會，如果它想邁向英、法已完成的部落聯盟式民族國家，就必須採取此一路徑，後來證明德、日、中國等後進國家的確是以黑格爾模式成立民族國家。
4.歐洲以外的民族國家
由民族國家所形成的國際社會，一開始的確是從西歐膨脹開來，後來並一步一步地席捲全世界。這個過程初期是這樣的： 1721 年把俄羅斯帝國包括進來，1783 年把美國包括進來， 因克里米亞戰爭在 1856 年簽訂的巴黎合約，則首度擴張到非基督教地區，把土耳其也包括進來（信夫清三郎 1990 1:序4）。
而最令人側目的是，這個巨輪繼續對亞洲與非洲、拉丁美洲的破壞過程。
在亞洲方面，這裡原來有信夫所說的亞洲國際社會，即中國的「華夷秩序」與日本的「大君外交秩序」。而19世紀以來的中國近代史，可說是西歐民族國家的國際社會秩序一步一步地吃掉中國原有的秩序，中國逐漸從過去的「儒教世界帝國」被西歐同化為「近代的民族國家」（註三）。
日本由於農業酋邦傳統並不如中國強， 因此很快地以黑格爾方式成為民族國家。但中國和印度等農業酋邦傳統甚強則感受到極大的痛苦，加上西歐與後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幾至滅亡的關頭，才形成民族國家。
而在印度與非洲等第三世界，民族國家之所以產生則更徹底是作為反抗殖民而存在的。 印度歷史學家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 在《國家主義思想與殖民世界》（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書中指出印度知識份子建立民族國家的目的， 是為了運用它去抵抗殖民者的統治（註四）；而非洲阿爾及利亞的已故學者范農（Frantz Fanon）則在《被詛咒的大地》（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書中提及，本土知識份子早晚會發現你不是用文化來證明國家的存在，而是透過對侵略力量的對抗來支撐證明國家的存在（1963:179 ）（註五）。
二、民族國家的政治理性
1.資產階級與封建階級的歷史性妥協
英國資產階級是最早聯合英王對抗封建階級建立民族國家，但其資產階級與封建階級很快就達成妥協。這兩個階級過去雖常利益衝突而敵對，但面對人數眾多來勢洶洶的中下勞工階級，只好聯合起來對抗新的主要敵人（註六）。在這個新的民族國家時代中，英王仍享有國家象徵名義與特權，而封建階級與資產階級分佔上議院與下議院，而愈來愈有實質決定權的下議院，則有嚴格的財產限制。雖然經過1832、1867、1884年選舉權的不斷擴大，然而直迄1914年大戰爆發，仍有兩百萬人左右的成年男子沒有投票權， 也仍有50萬左右的富人有複數投票權（王曾才 1976:617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工黨掌權之前，英國這個民族國家基本上是一個由貴族與富人控制的寡頭政府。
在法國，前面曾提及法國大革命是其資產階級聯合中下階級對抗法王與封建階級。但到了 19 世紀，法國卻走著和英國一樣的道路，即資產階級與封建階級的 「歷史性妥協」，馬克思的著作包括〈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與〈法國內戰〉（The Civil War in France ）即是對此的描述與評論。然而即使如此，法國的歷史性妥協比較英國是不穩固的，資產階級也一直沒有充分的主導權，這從幾次共和的更替可得到證明。本文認為原因在於法國從農業酋邦轉型至工商式部落聯盟不如英國徹底， 波拿巴國家主義（ Bonapartism ）在法國一直有其影響力（註七）。
至於德國與向她學習的後進國家（如日本等）則是農業酋邦色彩更強。但她們為了實行現代化，採取了政經分離的策略：政治上，有一象徵全民意志的政府；而經濟上，則由政府扶植資產階級以促進經濟發展。
以資產階級為假想敵的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在農業酋邦這裡可說水土不服，反而是拉薩爾（F. Lassalle）主張把資產階級國家轉變為全民的國家獲得迴響； 所以拉薩爾與俾斯麥（O. Bismarck） 的妥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共同的國家主義正是農業酋邦思考如何現代化以取得國際競爭優勢的典範路徑。
2.對內酋邦、對外部落聯盟的以鄰為壑政策
當歐洲民族國家體系隨著歐洲國家對全世界的殖民，進而造成全世界的民族國家體系時，由於從世界殖民過程中所獲得的豐厚利潤，因此，歐洲民族國家內原本資產階級與封建階級的歷史性妥協再一次推向本國的中下階級，把原本對本國弱勢階級的剝削轉嫁到對他國人民的剝削，形成所謂對內酋邦、對外部落聯盟的以鄰為壑政策。華勒斯坦（I.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與中心邊陲理論正是對此一情形的恰當詮釋。
所謂對內酋邦指的是，一個民族國家盡量充分照顧本國的所有國民，類似於大一統帝國時代的牧民統治；而對外部落聯盟則說明民族國家將這原本由國內弱勢階級承擔的國家成本，轉嫁給外國人民，類似於城邦國家時代狹隘種族統治。這樣的結果造成國際社會間的無政府狀態。
以美國為例：當美國國內民意高漲，使得香煙、核能電廠與有毒廢棄物無處消化之際，這些卻在第三世界橫行無阻。國際上的無政府狀態，使得這種「以鄰為壑」無從得到約束。以 1992 年地球高峰會為例，美國以關貿總協（ GATT ）保護知識財產權為由，拒簽「生物多樣性公約」，美國不願意他在熱帶雨林資源中發展的生物科技與熱帶雨林國家分享。熱帶雨林國家則反駁認為，熱帶雨林的獨特生物資源是他們擁有的，美國由此資源取得的生物科技，他們應有權分享，如此才能減緩破壞雨林的壓力（中國時報 1992,6,14 ）。美國此一單邊主義的作法，在二十一世紀更形突兀，美國政府不僅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ABM Treaty）（使得軍備競賽加劇），同時拒簽防止地球進一步溫暖化的京都議定書。而今，甚至直接跳過聯合國安理會逕行對伊拉克出兵。
盧梭在兩個世紀以前就曾要我們記住：城市的高牆厚壁都是由農村的斷井頹垣所構成的，每當我在京城裡看見興建每一座宮殿時，我就想像到一整個鄉村淪為陋舍（1978:101）。 而今當這樣的情形更廣泛地擴散到國際上時，我們則更應記住－－每當我們看到歐美國家興建一座高樓大廈時，就彷彿看到了第三世界的一塊良田又變成一片廢墟。
這種國際強權以鄰為壑的政策，國際間如何形成制衡力量，是目前重要課題。
三、民族國家的未來
康德曾在〈永久和平論〉（Perpetual Peace）中談及中國與日本的鎖國政策，稱這是中國與日本的賢明之處（ 1970:106-7 ）。 而最富戲劇性的討論是十九世紀日本學者與當時執意要日本開放門戶的俄國艦長戈洛弗寧（V. M. Golovnin）的對話：
日本學者問：「如果日本、中國同西方各國建立邦交，相互往來，並仿
效西方制度，豈非世間戰爭將更加頻繁，人類將要流出更多的血嗎？」
戈洛弗寧說：「是的，說不定會這樣。」「如果是這樣，」日本學者繼續
問：「那麼在兩小時以前雖曾聽到你們就同歐洲交往做了各種說明，但
對於日本來說，與其同西方交往，倒不如堅守向來的立場，不是反能使
各國人民少遭不幸嗎？」（信夫清三郎 1990 1:130 ）。
當從大一統帝國時代進入民族國家時代之後，戰爭不僅頻繁，而且一次比一次劇烈與殘酷，康德與19世紀日本學者的憂慮不幸言中。
不過，康德沒有意識到歐洲新成立的國家形式是民族國家，日本學者也未能真正了解歐洲民族國家背後的動力是由資產階級所發動。事實上，後來的國際衝突正是歐洲民族國家的資產階級跨越國界做更大的合縱連橫，19世紀中國與日本被要求開港的原因，正是這一群資產階級要求貿易通商，增加自己的財富所致。博蘭尼（K. Polanyi）更是明白地指出，每一次戰爭的開始與結束，都有金融家積極參與其中（1957:16）。
而二十世紀兩次可怕的世界大戰，更是民族國家時代國內效率安定、但國際失序無政府狀態的最慘痛經歷。這種國際無政府狀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日內瓦國際聯盟是其第一次嘗試試圖建立國際仲裁體制，而聯合國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今天的第二次嘗試。然而，許多國家還是可以繞過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逕行對其他國家侵略。此外，1992年在巴西舉行的地球高峰會，希望能全球共聚一堂，解決迫在眉睫的全球環境問題，但結果至今仍是各國自行其事的世界環境無政府狀態。
民族國家的發源地歐洲，近五十年不斷嘗試進行統合，從最早的六國煤鋼同盟，到為今天轉化為歐洲聯盟，並預計在2007年擴大到27國。這是否意味著民族國家時代即將開始質變，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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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可以是危機，但卻也可以是理應不惑，自我了解如何脫困的年歲。
在經過馬克斯所帶來的震撼後，民族國家與資產階級在驚濤駭浪中更為頑強的存活下來。大難不死的資產階級經過此次教訓後，深知如果要安穩無慮的話，必須把過去的欺騙過程包裝的更細膩。葛蘭姆西（A. Gramsci）的「文化霸權」（hegemony）概念正是描述資產階級此一復活過程，透過這『文化霸權』，資產階級主導的歷史性妥協，知道如何在經濟領域之外，鞏固其合法性地位；列菲弗爾則在對現代性（modernity ）與日常生活（ everyday life ）的批判中指出，過去資產階級採取的純粹暴力，於今變成一種化政治於無形，讓大眾快樂消費於現代性的日常生活中。
不過，民族國家與資產階級之間也不是沒有矛盾，全球化的呼聲，正是資本家希望擺脫民族國家的地域控制。法國社會學家布赫迪厄（P. Bourdieu）甚至認為，全球化正是資本家用以對抗福利國家之社會權益的主要武器（2002:60）。因此，伴隨全球化同時發生的是，國內貧富以及貧富國之間的差距愈行擴大。而對全球化的示威抗議也就愈來愈大（註八）。以上情勢是否暗示著，現在可能是後民族國家時代，國家形態可能又要「發生」演變成另外一種新形態。
註一：列菲弗爾即認為：通過總結經驗，人們可以肯定，現代國家民族國家產生於歐洲，更確切地說產生於法國和英國。現代國家通過一個很長的孕育過程，通過法國革命出生到人世間，並且由編寫了身分卡片的黑格爾命了名。然後，它向外擴散，蔓延到了全世界（1988:5）。
註二：張旺山在〈馬基維理（利）革命：「國家理性」觀念初探之一〉中，論述馬基維利在當時引起的爭論。而文中馬基維利的國家理性，即應是本文脈絡的民族國家的政治理性。
註三： 引自徐中約（ Immanuel C. Y. Hsu ）的著作《中國之加入國際秩序》（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信夫清三郎 1990 1:序2、序6）。
註四：轉引自劉禾〈黑色的雅典－－最近關於西方文明起源的論爭〉（張京媛 1995:58）。
註五：本段翻譯參考陳志清的譯文，《中外文學》第24卷第12期1996年5月， 84 。
註六：湯普森（E. P. Thompson）在《英國工人階級的興起》書中，即敘述1780年至1832年英國工人階級的興起歷程。
註七：拿破崙勢力可以異軍突起的原因，主要是他能認清現代國家的真正本質，他知道，資產階級社會的無阻礙發展與私人利益的自由運動是這種國家的基礎，他決定承認和保護這一基礎；但拿破崙有他相對自主的立場，只要資產階級社會的物質利益－－和他的政治利益發生衝突時，他也同樣會毫不在乎（馬克思與恩格斯 1975-95 4:123 ）。法國深厚的農業酋邦基礎是拿破崙敢與法國資產階級對峙的靠山。
註八：2001年在義大利熱那亞的G8高峰會，將近15萬人集結示威，甚至使得與會的各國領袖，必需轉到海上遊艇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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