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自己，愛這個世界

在威瑪旁邊居然蓋了一座集中營

        18世紀義大利思想家維科曾在其《新科學》書中，對於人性缺陷有深刻洞知，他認為「由於人類心智的不確定性，每當它陷入無知的境地時，人就會把自己當成萬物的尺度。」維科沒有料到的是，當這樣陷入無知的人擁有絕對權力且無制衡時，其對他人的危害有多可怕。

（一）我們擁有共同的人性弱點

在2003年10月巴倫波因懷念薩依德的文章中，記述著1999年樂團在威瑪開始時，薩依德在工作坊裡提及的「我們每個人心中都存在著惡魔」。在那個與歌德關係密切的城市──威瑪，而且也是1999年被選為歐洲文化之都的地點附近，納粹居然刻意蓋了布亨瓦德集中營。令人驚訝的事實是：如此崇高與如此恐怖竟然只有咫尺之遙，甚至是一體兩面。

    事實上，對過去歷史沒有真誠的面對、反省，那就永遠無法從中睜脫，從而避免悲劇重演。這樣準則不僅適用德國、日本等國家，當然也包括猶太人建國後的以色列。而以色列如今「對待巴勒斯坦人」作為，其實早在猶太裔女思想家阿倫特在1963年上半年在〈紐約客〉發表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篇關於平庸惡魔的報告〉中，就已可預見。阿倫特的文章可說是繼愛因斯坦後，另一深具自省力的猶太人良心告白；但與愛因斯坦不同的是，她遭到普遍的圍攻，被描述為猶太民族的背叛者。

                                          阿倫特對於人性幽暗有著深刻的自省
        艾希曼是一位執行猶太人大屠殺的德國人，1950年以後隱居在阿根廷，1960年5月終於被以色列特工找到，帶回耶路撒冷審判。阿倫特於是與〈紐約客〉雜誌合作，以該刊記者身份全程參與報導整個審判過程。阿倫特很快就覺察到整個審判過程的荒謬：一種無視真實人性，對善或惡的極端扭曲。在她看來：艾希曼並非極端之惡，而恰恰令人不安的是，反而這種平庸之惡會毀掉整個世界。阿倫特不僅不同意猶太人將艾希曼極度扭曲為恐怖獸性惡魔（在她看來，艾希曼驚慌失措答非所問的被審判表現，其實反映的正是，他不過是執行滅絕命令的工具而已）；她反而將矛頭指向猶太人自己，宣稱：猶太人對於大屠殺所負的責任並不比其他人少。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
        從艾希曼詳細的供詞中，阿倫特得知艾希曼在執行可怕任務時，那時的「猶太人委員會」卻扮演密切合作的同夥。於是，阿倫特語出驚人地表示：這是整個黑暗歷史中最黑暗的篇章，沒有「猶太人委員會」的積極配合，有計劃的大規模屠殺根本就不可能達到。阿倫特還特別指出，丹麥國王對於納粹命令的以身作則「不合作」，對比於「猶太人委員會」的虛矯與自認委曲求全，實是強烈對比。當納粹德國要求丹麥政府必須執行境內猶太人佩帶黃色徽章時，丹麥國王立即宣布，他將是第一個佩帶徽章的人，而國王的決心最終使得納粹的命令瓦解於無形。

                                                                阿倫特
        然而阿倫特卻為以上報導，付出極為慘痛代價，她遭到有組織性地挑戰與惡毒攻擊。事實上，絕大部分人並無法真正理解阿倫特所要傳達的重點，那就是，對普遍政治人性幽暗面的深刻探索：我們都可能擁有共同的弱點，正如薩依德所說得「我們每個人心中都存在著惡魔」。

    （二）政治人性的黑暗

阿倫特所洞悉到的人性真實面是：每個人、每個民族（絕非特定哪個人或哪個民族），都有可能展現出政治人性的黑暗，在言語或行為中呈現出這樣的弱點。回顧過去歐洲的殖民歷史與一些貌似令人尊敬的思想家，我們會有更深刻的體會。

19世紀英國穆勒，那位許多人從他身上學到對「言論自由」崇高辯護的可敬學者，其另一面卻是我們長期忽略：那就是，他對「自由」的推許，僅限英國人或所謂有教養的歐洲人。因此我們實不須驚訝，當穆勒在寫〈論人道主義干預〉時，其文是如何熱情讚頌英國殖民印度與鴉片叩關滿清中國。穆勒認為：即使這些如物般的野蠻人被征服或被毀滅，也都是本著「人道主義」傳統，為他們的長遠未來著想。另一個例子是法國的托克維爾：雖然在其著作《美國的民主》中，他大力批評美國對待印第安人、黑人以及南方奴隸制度的殘酷不人道；但當他被問及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殘暴殖民政策時，托克維爾卻也同樣雙重標準地極力辯護。

當然也會有少數人如同阿倫特一樣，意識到這人性的複雜與幽微，呈現出作為知識份子的良心表率。前面提及的村上春樹迦薩走廊「得獎演說」即是可敬的一例，另外山崎豐子的《白色巨塔》小說也是。事實上，在山崎1964年原著與2003年改編的日劇裡，都有財前醫生出國參加外科學會，並參觀納粹集中營的情節。但令人敬佩的是，山崎的原著裡，不僅有對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描述，同時也提及「除了德國之外，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中國大陸犯下的種種惡行」。山崎在小說中繼續讓財前言說，「這是人類最醜陋的一面，日本人做了這種事後，會用盡所有的手段毀屍滅跡，德國人卻選擇保留下來」。然而諷刺與令人驚訝的是，在2003年的日劇裡，有關山崎對日本的罪行反省，卻被略過，獨留納粹德國的惡行，唐澤壽明飾演的財前對以上日本的罪行沒有說任何一句話。

                                                      原著與2003年日劇的落差另人心驚
        原著中，財前來到海德堡大學發表「特別演講」以及慕尼黑大學舉行「觀摩手術」，並由也是醫生的盧川帶他去參觀離慕尼黑20分鐘車程的達浩集中營。在這裡財前見識到「無法以言語描述的慘絕人寰」，同時也目睹納粹在這裡也進行可怕的人體實驗。山崎進一步說明這些慘無人道的人體實驗與活體解剖，「也獲得了無人可得的資料，促進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在醫學發展上的突飛猛進」。這些外表看來正面的醫學進展，背後卻有著人性幽暗可怕的一面。

        而在2003年日劇裡，劇情安排了失去雙親與兄弟的可巴齊克先生，他向財前表示：雖然醫生原本是要救人性命，但在這裡進行人體實驗的，也是救人性命的醫生。在這外景拍攝中，日劇選擇了全世界規模最大的集中營（第一次開放給外界拍攝電視劇），也就是前面葡萄牙小說家薩拉瑪戈提及的奧斯維玆集中營。在這個集中營裡，臭名昭彰綽號「死亡天使」的門格爾醫生，對人體進行醫學實驗；而幾乎同一時間裡，日本人也同樣在東亞進行門格爾式的實驗，試圖研發細菌戰與其他生物戰。

        事實上，日劇不僅略去了山崎豐子提及日本也應自省的重要內容；另外，在描述過去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同時，也沒有提到二次大戰後至今的以色列，在這近60多年來，如何同樣以集中營式的殘酷手段對付以色列境內與周遭的巴勒斯坦人。我們可以說，2003年的日劇版本，如實地呈現了日本與以色列猶太人不知反省的人性幽暗面。

然當我們在驚訝於日劇版的編劇井上由美子，竟然略去山崎的日本自我反省之際；是否也能將心比心地思考：究竟要贊歎青藏鐵路的開通或對新疆維吾爾的「啟迪教化」，還是要為漢人對西藏或新疆的迫害直言？可以想見的是：絕大多數的華人，會一面指責日本健忘過去歷史，一面歌頌青藏鐵路與片面攻擊維吾爾人的「恐怖攻擊」[1]。對此，大家可能都一樣。

                                                                  2009年在維吾爾地區發生的不幸畫面
      
      （三）懂得自我反省的民族才是值得尊敬的民族

為謀生計，如今在約旦河西岸有多少巴勒斯坦人正在幫以色列人興建屯墾區，破壞巴勒斯坦人自己的家園；另外，在1990年伊拉克海珊入侵科威特之際，大多數巴勒斯坦人居然站在海珊這一邊。薩依德為此感傷地說，不管什麼理由，侵略別人就是不對，巴勒斯坦人應該最能體會這一點，但卻何以普遍支持海珊的作為。事實上，阿拉法特沒有遠見去扭轉此一民意走向，是導致他後來進退失據，幾年後被迫走上簽署奧斯陸協定的錯誤道路。

弱勢民族若能自我懺悔著實可貴，但重點應是強勢民族、國家的良心錘煉，以至最終能形成政策的調整與修改，但這是當今政治人性的未完成。1945年在阿爾及利亞危機中的法國人卡謬如此寫道：我們應該堅信，在北非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不能拯救正義，那麼，法蘭西的一切也都無法得到拯救。一個懂得自我反省的民族才是值得尊敬的民族。

回顧過去：那位16世紀西班牙傳教士拉斯．卡薩斯為印第安人請命，阻止他們苦難過去的被抹除與消逝；又如19世紀美國梭羅，他清楚當時美、墨戰爭是美國南方蓄奴地主之間的不公義戰爭，他因此拒絕繳納人頭稅而被捕下獄；另外，今天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其不斷提醒至今日本仍是曖昧的）、土耳其的帕慕克（土耳其對亞美尼亞的暴行）、英國導演肯洛區（其電影作品「吹動大麥的風」，直述英國對愛爾蘭的殘虐）。一直到今天，能否出現像這樣的作家公共知識份子，或其在本地國家所遭受的對應態度，是一個國家或民族開放健全的重要指標之一。

                       肯洛區勇敢直述英國對愛爾蘭的殘虐
        而或許這樣的良心召喚、自我覺醒是可遇難可求，根本的制度制衡才是確切可靠的保障。如何讓國際上的強權國家得到制衡，讓眾多譴責美國與以色列霸權的聯合國決議案，不致成為廢紙，依舊是至今國際社會的難為。

同樣地，當我們指涉別人時也應反躬自省，而確實我們也應學習卡謬的話語：在台灣，我們也應堅信，在拉丁美洲、南非、阿拉伯世界、東南亞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不能拯救正義，那麼，福爾摩沙的一切也都無法得到拯救[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