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7/22--格瓦拉、韋依與托爾斯泰的《出走三部曲》
------這樣的書寫，也彷若是，自己未來的「寓言」
20世紀，有三個人的「出走」，
讓我看得刻骨銘心。
而時間的先後順序，居然是倒著走的。
分別是：格瓦拉、韋依與最近的托爾斯泰。
1. 格瓦拉
1997年才開始認識的格瓦拉。
那本《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是紀念他逝世30週年，
第一次在台灣出版。
我正完成學業、準備教書，
而竟然在這之前，對格瓦拉一無所悉，
我回頭審視過去求學歷程的教育體制操控，
一方面歎為觀止，
一方面有一種很強烈的「被欺騙」感受。
我竟然是在這樣的心境下，
第一次站上講台～～～。
格瓦拉，那著名的「傷感微笑」，
與1966年再上征途玻利維亞。
其實已經是「英雄史詩」的尾聲了，1967年10月7日，
他日記上的最後話語居然還這麼寫著：
自游擊隊成軍以來，至今已滿11個月了。
情況不複雜，還頗有田園味道．．．。
格瓦拉的「出走」，就這樣，一點也不留戀的，
努力多少算多少，很清楚地、很有意識地，
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世界盡頭．．．。
2. 韋依
那是2010年，真實生命陷入黑暗漩渦，
然後攀著這微弱搖曳的「光」，
走出谷底的。
那是在，大江健三郎《讀書人》中的這段引言，
讓我認識這位僅生活了34年，
彷彿是耶穌基督20世紀再版的韋依事蹟。
韋依回應天主教神父培朗的一段話，讓我的「不幸」
好像找到了依靠：
天主教熱誠地歡迎任何人加入教會。但我不願意把自己侷限某一個教派中。．．．說「我不願意」，這個表達並不準確，其實我很情願，這是一件令人神往的事情，但我認為我不應該這樣做，有一種使命要求我孓然一人，置身世外，遠離一切社團。這是我命中注定要過的日子。
每當我具體設想在不久的將來皈依教會時，心中最強烈的隱痛莫於，我會遠離那些沒有信仰、而又身陷不幸的人．．．為了與他們永遠在一起，無論如何，我都不會皈依哪個教派。
韋依甚至認為，人生真正的不幸，不是自己帶給自己的，而是因為某種妳所必須承受的必然性。
她的一生，剛好經歷著兩次世界大戰，
並在來不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逝世於倫敦醫院。
1942年底，她決然選擇「出走」，
從紐約先達倫敦，然後希望親赴法國前線，
籌組她的「戰地護士培訓」。
但她的籌劃始終無法實現，而最終病倒在倫敦醫院中。
應該說，韋依是聽任自己餓死的，
彌留之際：仍不斷表示，要把她的配給食物，送給在法國戰爭中的那些俘虜。
3. 托爾斯泰
沒有看過《垂暮之年----托爾斯泰晚年生活紀事》
沒有充分意識1910年10月托爾斯泰出走
毅然離家，走向俄羅斯大地、人民，
就說自己很「托爾斯泰」，
現在回想，
還真是幼稚可笑啊！
看著中研院影印出來的書，上面還蓋著
「限制閱讀」，
我又清楚明白了，
原來，台灣對托爾斯泰的理解，
（主要強調他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與《藝術論》等）
是經過「細心與細膩」選擇過的。
原本，這些年，
對俄羅斯（以至整個蘇聯）在1917年以來的認知，
就漸漸與周遭的知識體系「文化霸權」
拉開距離，
（如：為什麼會產生史達林的獨裁、古巴飛彈危機的文件完全解密，
以及戈巴契夫的歷史評價等等）
這下子，因為托爾斯泰晚年的重新認知，
我想，
那與周圍「產官學」的疏離，
甚至上升到一種「神聖的憎恨」，
大概，永遠不可能回頭了。
前有薩依德，後有托爾斯泰的影響，沒想到自己在即將走向「知天命」之年，
卻更為篤定與「基進」。
托爾斯泰，為使自己徹底擺脫「寄生蟲」，
不能「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
已是82歲風燭殘年的他，決定
用「這樣的生命姿態」，走向自己的生命盡頭～～～。
一輩子史詩風格的寫作，而居然，
他也用這樣的方式，「寫作」他自己「完整」的一生。
這麼巨大的震撼、現代悲劇，
而我們卻是用「限制閱讀」
來作為註腳。
動人的悲劇，在我們這裡，竟然變成鬧劇！
當我看著，托爾斯泰晚年對著他的秘書
布爾加科夫說著：
真正的進步是很緩慢的，因為這取決於人們世界觀的轉變。這是幾代人才能完成的事業。
澎湃的內心，漸能平靜以至冷靜，
然後想著，接下來，自己應該做什麼，不需要做什麼．．．。
＊ ＊ ＊
幾天前，當決定將這三人的「出走」，
寫成書的《三部曲》時，
我彷彿預知到，這也很可能是自己
未來人生規劃的「寓言」。
而這確實需要，非常大的勇氣與信念～～～。
也跟自己說一聲，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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