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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8/8------希特勒是跟美國學習，如何「製造共識」

                          ------〈現實烏托邦的博愛政治如何可能〉（十一之九「文化霸權下的覺醒」）

                           絕大部份美國年輕人，心思都在三大運動，冷漠世事，令人嘆息。

    （三）、受壓迫者對抗文化霸權[1]

    當今大公司與國際強權得以橫行的基礎，即是建立在對全世界人民思想的細膩控制上。因此想要制衡，首先要務即是思考如何衝破這撲天蓋地的文化霸權操控。

班雅明在1927年遊歷莫斯科後的感言，讓我們得知今天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面對大公司與英、美強權所共有的歷史困境。班雅明對於當時俄國的文化落後狀態（如同第三世界的落後狀況），造成當時新政權面臨嚴酷考驗，他說：

俄國普羅階級在革命成功後的狀況是多麼不同於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資

產階級狀況。當時資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前，就已經經歷了幾十年的文化

鬥爭，那時教育早就被第三等級思想滲透，思想爭奪戰先於政治變遷。

然而今天俄國情況卻完全不同，文盲成千上萬，普遍教育基礎還有待建

設，而這正是當前俄國最重要的全國性任務（1978:118）。

長期從事對抗南非白人種族隔離政策的黑人領袖比科（S. Biko）（後來不幸遇害）曾語重心長地表示：「壓迫者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統治被壓迫者的思想。」這種被「被壓迫者」視為理所當然的內化壓迫，是大資本家在過去150年取得的最大成就。（Chomsky 2001:165-166）而其中關鍵中的關鍵，就是壓迫者對「文化霸權」的掌控。今天，大資本家結合過去王公貴族成功鋪陳了一套幾近天羅地網般的，使人必需裝聾作啞的結構，在這巨大結構面前，絕大多數的受壓迫者必需保持緘默，甚至打從內心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成為壓迫者一樣風光。

對比於「實存社會主義」的顯性極權壓迫，如此「內化壓迫」則是相對隱微細膩。1953年蔣經國曾經到美國見識「民主」時，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 F. Dulles）就告訴蔣經國：要好好統治一個國家，手段可以不必那麼粗暴。杜勒斯希望蔣經國在美國實地觀察後，學習到如何「不使用嚴厲辦法也可以達到同樣目的」。杜勒斯自豪地向蔣經國炫耀，美國少數菁英是如何隱性成功地控制多數老百姓。

杜勒斯自豪的「不使用厲害辦法也能控制老百姓」的機制，其實是源自1916年威爾遜總統創設的「克里爾（G. Creel）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成功地在半年之內，將原本極度反戰的美國人，轉變成一心想摧毀德國的好戰者。杭士基回顧那段歷史後告訴我們：當政府宣傳獲得普遍教育階層的支持時，就會產生巨大效果，這門課後來希特勒和其他人都學會了，而且被一直奉行至今（2003:31-33）。

在二次戰後，民主國家屬於這類「製造共識」的相關行業愈來愈龐大，因為，在民主國家不能用武力鎮壓民眾，只能通過思想控制來統治人民。透過廣告業、公共關係產業與權貴菁英們的通力合作，大眾心智即被成功地引導。李普曼（W. Lippmann）是最早參與宣傳委員會人士之一，他認為：茫然無措的大眾民意是無法了解真正的公共利益，只有「有責任感」的專業階級才有辦法了解與管理。所以這時，「宣傳之於民主社會，就等同於棍子之於極權國家」。

不過，由於1960年代越戰後造成美國社會整體的政治化，美國人民更加積極表達他們對政府對外政策的不滿。這種情況，對像李普曼這樣菁英主張的杭廷頓（S. Huntington）來說，卻認為這是「無知民眾」過度參與的「民主危機」，而這危機如不有效遏止將會在全世界蔓延。因此菁英們亟思，如何讓這些無知民眾重新回到對政治的漠不關心（這是民眾在政治中最恰當的位置），是首要之務。在這情勢下，由美國大資本家洛克斐勒（D. Rockefeller）1975年發起的「三邊委員會」，即召集美國、歐洲與日本三邊的自由派菁英（由杭廷頓主導），希望承續威爾遜「克里爾委員會」與李普曼的公共宣傳作法，研討因應化解這一波「民主危機」。三邊委員會後來研擬出的具體作法是：增加企業遊說力量與成立眾多右翼智庫，以此讓國會議員與國會法案依循其所設定的方向走，而非讓「無知民眾的過度參與」所左右。

而媒體方面，同樣在越戰結束後，美國媒體遂出現跨國公司以股權交換、企業聯姻等方式重新出發。寡頭權勢者們發現，必須採取更細膩的措施，才能讓一般民眾回到他們理所當然的位置。美國大型媒體擁有者們這種「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的操控情形，非常清楚反映在2003年美國對伊拉克戰爭的宣傳運作上。2003年美伊開戰關鍵時刻，舉世一片反戰但唯獨美國民意些微過半支持開戰。後來發現真實的情況是，根據美國傳媒監督團體的調查發現，關鍵的1月底至2月中旬的有關伊拉克開戰與否的談話性節目中，美國四大新聞網，包括ABC、CBS、NBC與PBS等，其邀請的受訪者393人中，297人支持開戰，而發聲反戰卻總共不到40人。在這樣的「精心安排」下，美國民意如同「水到渠成」傾向開戰。

對主導文化霸權的壓迫者來說，其產生最好的結果是：讓大部分受壓迫者在面對壓迫現實時，感覺到「情勢無可逆轉」，而最終放棄作為而隨波逐流。因此弗雷勒的《受壓迫者的教育學》，是與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一樣，在總結1960年代之後，提出以受壓迫者觀點出發的教育學，透過「覺醒」來嘗試突破以上的壓迫者文化霸權網絡。

    弗雷勒以其實際推動巴西東北部的農民識字計劃，倡導發展受壓迫者的教育學。弗雷勒認為，絕大多數表面看似中立的教育系統，其實是壓迫者為使被壓迫者臣服並為其服務的「囤積式（banking）教育」，他認為，應透過師生對話相互討論的「提問式（problem-posing）教育」，逆轉當前的教育系統，使受壓迫者覺醒，進而使他們願意積極改變他們真實世界的不合理結構。弗雷勒最終希望：受壓迫者能夠以自己的方式去命名、解讀這個世界，而不再以壓迫者的角度來詮釋自己的生命。而這正也是當時班雅明遊歷莫斯科後，所認為的「當前俄國最重要的全國性任務」，同時也是第三世界受壓迫人民的迫切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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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布洛赫（E. Bloch）發表《烏托邦精神》一書。布洛赫認為他所謂的烏托邦，並不是指不能實現的空想，而是指人們應積極促成的完美境界。他認為，完美境界是潛在的，只有借助人們的創造活動才能實現。烏托邦存在於我們的實際經驗之中，但更是存在於世界的徹底改造、彌賽亞的降臨之中。烏托邦哲學不應是等待的末世學，而應是奮鬥爭取的哲學。它不是沈思，而是行動；不是理性的表現，而是意志的表現。過去救世主義向我們許諾了一切，而實現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憑藉我們自己的力量（2000:3, 276-278）。

如今藉由廣大受壓迫者意識的覺醒，全球正義行動正透過網路資訊流通之便，快速地累積它的能量。正如布洛赫所強調的，憑藉著每一個人力量的努力奮鬥，「現實烏托邦的博愛政治」才能如羅爾斯所說的，從可能變成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