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8/9------世界公民如何抗衡跨國大企業
------〈現實烏托邦的博愛政治如何可能〉（十一之十「還原超級大國民」）
梅鐸新聞集團透過FOX，開始影響台灣。
五、國際間有效制衡機制的啟動
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曾經說了一個故事──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擒獲了一個海盜，問這強盜說：「你怎麼有膽子在海上興風作浪？」那海盜居然反將一軍回答：「那你又怎麼有膽量在整個世界興風作浪？我只有一艘小船，所以被稱為海盜；而你有一支海軍，所以被稱為皇帝。」不幸的是，以上這段典故目前仍是當今國際社會弱肉強食的寫照。以下，則是本文設想的幾項可能制衡機制，期望除了體制外眾多全球正義行動外，也能有更積極的體制內改革作為。
（一）、英美選民任重道遠
美國與英國由於都是會定期改選的民主國家，因此，美國與英國人民的選票制衡是目前最能立竿見影的。特別是在世界政府尚未成立之前，英美選民實任重而道遠。
19世紀寫《湖濱散記》的梭羅（H. D. Thoreau），清楚當時美墨戰爭是美國南方蓄奴地主之間的不公義戰爭，他因此拒絕繳納人頭稅而被捕下獄。獄中，梭羅悲憤地寫下影響後來印度甘地（M. Gandhi）深遠的〈公民不服從論〉（Civil Disobedience）。梭羅認為：政府暴政大到不可忍受之時，有拒絕效忠與反抗之權，如果我們繳稅，反而為虎作倀；反之，當愈多人以「非暴力方式」拒絕服從此一對內或對外暴政，那麼最後政府必定讓步垮台或更改其不公義政策。因此，美國民間一直有著梭羅以來的「良心拒絕」（conscientious refusal）政府不當政策的傳統，1960年代的反越戰正是其中顯例。
以〈京都議定書〉為例，雖然2005年2月正式生效，且有多達140多個國家簽署遵循，但當時溫室氣體排放量佔全球21%的美國卻置身事外。在聯邦政府不願配合之際，西雅圖市長尼克斯（G. Nickels）在議定書生效的同一天，發起「美國市長氣候保護協定」，簽署的都市必需致力達到議定書規定。目前全美共有46州的300多個城市簽下該協定，涵蓋人口超過5000萬人。另外，加州州長阿諾（A. Schwarzenegger）在2006年7月，甚至繞過當時小布希與英國共同宣布探究遏止溫室氣體，9月簽署法案使加州成為全美第一個對溫室氣體立法設限的州，12月甚至公開表示，要使全球暖化議題成為美國2008總統大選的選戰主軸。
2007年4月2日美國最高法院，甚至破天荒地做出有關氣候變遷議題的裁決，其條文明確指責小布希政府的環保署，沒有對造成全球暖化車輛二氧化碳有所作為。這項裁決，預料將對美國各級政府對氣候變遷採取更具體的改善措施。
另一方面，有關美軍撤出伊拉克議題。2006年11月的美國期中選舉結果揭曉，主張從伊拉克撤軍的民主黨在參眾兩院都勝出（這是自1994年以來民主黨再次同時掌控參眾兩院）。而勝負的關鍵就是伊拉克戰爭議題，根據出口民調顯示，有60%的選民投票反對伊拉克戰爭，因此在選後，主戰的國防部長倫斯斐（D. Rumsfeld）立即下台。而令人覺得曙光乍現的是：這次選舉中，30歲以下的年輕選民比上次期中選舉多出4%的投票率，這些年輕選民中，支持反戰的民主黨比支持贊成戰爭的共和黨多出22%，差距幾乎是其他年齡層的3倍。選情分析家更是明白表示，就是這群30歲以下的選民前往投票，最終使得主打反戰的民主黨獲得參眾兩院多數。
從以上2006年期中選舉結果為例，英美選民（包括G8八大工業國的選民）其實已無可避免地，要承擔起世界公民的重責大任：因為他們所選出的中央政府，不僅對本國有重大影響，同時以近十年的觀察來看，其對世界其他地區（特別是阿富汗、伊拉克與黎巴嫩南部）的影響可能更為深遠。2006年美國期中選舉中的年輕選民，似乎正以另一種梭羅精神的表現方式，準備承擔起其應負的世界責任。未來「博愛政治」前景的黯淡或光明，很大一部分取決於美國（包括英國）的選民如何作為，特別是這些國家的年輕選民。這些年輕選民，顯然對於國內龐大的公共關係產業所塑造的言不及義口號具有更大免疫力，反而能真正面對美國在國際上的作為，做出有意義的裁決。
（二）、世界公民對大企業的制衡
跨國公司利用民族國家之間的所謂「國際競爭力」破底競爭，規避其應繳的稅負與社會責任。本文第二章曾提及的，德國前財政部長拉封丹希望提高公司稅而最後下台，即是大企業悄然奪權戰勝民族國家的典型例子，我們悲觀地想像：即使如德國這樣世界排名第三的經濟大國（前兩名分別是美國與日本）都無法抵擋大企業的予取予求，那其他弱小的第三世界國家更能如何。
起源自澳洲而今是全球媒體王國的梅鐸（R. Murdoch）新聞集團，其高達660億美元的產值，經營包括新聞、娛樂與網路等相關產業，但在全球各地卻僅繳6%甚至更低的稅。以英國為例，新聞集團從1987年起即已獲利14億英鎊，但直到1998年底在英國卻未繳任何營業稅（赫玆2003:27-8）。近十多年來，梅鐸在英美兩國實已達超級「大國民」的影響力。媒體大亨梅鐸，其本人傾向英國保守黨與美國共和黨本不足為奇，但1997年旗下媒體轉向支持布萊爾，促使英國工黨在該年選舉大勝保守黨，自此之後他一直就都是唐寧街十號的常客，在許多關鍵決策上，常讓英國人感到布萊爾必需聽命於梅鐸而非相反。而在美國，梅鐸政治獻金過去主要集中在共和黨，但2006年民主黨掌控參眾兩院後，梅鐸即加倍政治獻金予民主黨。2008年民主黨籍的總統候選人歐巴瑪（B. Obama）最後贏得美國大選，根據過去經驗教訓，我們深切盼望其施政不要重蹈布萊爾覆轍，讓梅鐸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事實上過去美國在共和黨的主政之下，一直都在執行對富人有利的減稅措施，而無視絕大多數美國人希望增稅，以改善社會安全與健保社福。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是，在這樣一個全球超強與富裕的國家裡，居然有4300萬人（約佔總人口16%）沒有醫療保險，其中兒童更是高達四分之一。於是在這樣的政策下，世界首富比爾蓋玆（B. Gates）只要為其收入中的第一個72600美元支付稅款之後就萬事大吉了，然後蓋玆的基金會就可以到處捐款，博得大善人的美名。由於蓋玆拒絕結構性的稅制改革，因此其不改變結構現狀的慈善作為，究其真實是一種假慷慨：即，慈善施捨事業愈大，救助的人愈多，但真實世界的貧富差距卻愈為嚴重。
此外，已經數年蟬聯全球最大零售業的威名百貨（Wal-Mart），也是近來大企業獨霸的另一惡性發展。一方面，由於這種超級量販店挾其通路優勢，在產品進貨成本上不斷壓低，造成生產廠商困境，進而使廠商利潤微薄到必需嚴格管控人事成本，以致資遣員工或遷廠到工資與環保要求更低的國家；另一方面則是，每開一家如此巨型量販店，其週遭的傳統市場或商店就幾無生存空間，其所形成的眾多小商店蕭條失業問題實難估算。（以台北內湖大潤發與家樂福的開設為例，我們即可清楚看到內湖、松山附近小商店的經營普遍陷入困境。）而所有這些超級量販店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居然唯一的優點就是：消費者可以買到更便宜的商品。
大企業所代表的正是另一種經濟權力的集中。政治權力集中的腐敗，現代公民已知所提防；然這種經濟權力集中所產生的危害，如不斷壓低成本造成血汗工廠，以及童工或棘手的失業問題等等，絕大部分人則仍未意識到。
在現代社會裡，大企業通常有充裕廣告費幫其形象包裝，但其外在光鮮亮麗的內裡，其實包裹著的是日趨嚴重的貧富差距。如何有效約束大企業的作為，不讓其在各民族國家間任意遊走，負起應負的社會責任，是今天全球化的重要課題。而許多是舉手之勞即可做到，如多買傳統市場小商店貨品，即使稍微貴一點但卻可減緩失業等許多問題。當然，根本的結構改善則是，人們進一步能積極踴躍投票，讓民族國家政府擁有更大的民意後盾對抗大企業，即使大企業威脅遷廠也能無所畏懼，如此才能改變當今勞力市場破底競爭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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