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7/7------思想價值觀的關鍵轉變
------從穆勒的《自傳》到托爾斯泰的《懺悔錄》
這位教宗若望23世，竟也強調「正義優先於慈善」
那「滿溢」的感受、思緒，在上星期（怎麼覺得好像過了一個月以上），上天決定讓我「風和日麗」之後，明顯地呈現出來。
這一星期來，筆或鍵盤，似乎有點來不及、趕不上，想要表達的許多許多。這種感覺，大概自1998年寫作《政治理性批判》之後，再次重現。
那就寫、敲鍵盤吧！當那希望之光得以瞥見時，當然理應好好把握、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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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曾經的「自我中心」價值觀
在三十歲之前，一直是穆勒的追隨者。這位十九世紀英國思想家的《自傳》，其精神危機以及走出谷底的心路歷程，不僅熟知，也時常向人轉述。
穆勒在《自傳》中，詳述了他二十歲時（一八二六年），經歷了這場危機的起始與後來發展：
我直接問自己一個問題──「假定你生命之中所有的目標都實現了；假定你現在所期望的制度與見解的改變，可以在此刻全部完成，那麼，你會感到非常高興，非常愉快嗎？」一種無法壓抑的自我意識清晰地回答說：「不會！」於是，我的心往下沈；我的生命構建於其上的整個基礎崩潰了。本來，我的一切幸福，將要實現於對這個目標的持續追求；如今，這個目標已不在迷人，．．．似乎沒有什麼可以讓我活下去的了。
我時常自問：如果生活必須以這種方式度過，那麼，我是否可能繼續活下去？或者我是否一定要繼續活下去？我通常都這樣回答：我不可能忍受超過一年。然而半年之後，終有一線細微的亮光照射在我的陰鬱情緒上。那是偶然閱讀馬蒙特爾的回憶錄時，讀到一個段落，他敘述他父親去世後家人陷入一種痛苦的境地。但是當時只是小男孩的馬蒙特爾卻忽然得到一種啟示，由於這種啟示，他感覺到（也使家人感覺到）：他將是家人的一切──即將填補家人所失去的一切。我生動地構想這個情景及其所引發的感情，感動的流淚了。從這個時刻起我的負荷減輕了。那種想法不再壓迫我．．．我認為自己還擁有一些原料，可以創造出所有的性格價值，以及所有的幸福可能性。．．．我認為：只有那些專注於另一個目標，而不是專注於自己幸福的人，才是幸福的。
穆勒感受到自己對於別人的重要，如同小男孩馬蒙特爾，專注於家人幸福，使得他從絕望的深淵中逐步站起（包括他閱讀，華滋華斯的田園詩）。這種「利他主義」的倫理學（目的論傳統），是資本主義賴以維繫的功利主義價值，第一次遭到挫折，並且修復的過程。
不過，這種著重於自己對他人的有用，他者仍舊是「工具」，而非有其自身「目的」。所以我們無須驚訝，穆勒會對，英國殖民印度的政策，竟是那樣的辯護：殖民印度是應當的，因為印度人沒有英國人，是不知如何管理自己的。
事實上，過去封建威權、父權意識的那，「我為你好」、「只有我知道怎麼做，才是為你好」，正是這價值觀的一脈相承。這種，由社會優勢者主導，知道什麼才是對大家都好的「菁英」概念，依舊是當今這個世界的主流。（資本主義的大企業，擁護穆勒的思想，絕對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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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個人都是平等主體的反省歷程
穆勒的價值觀，正是當今英美文化的主流，同時也是台灣整套教育體制的根源。在台灣的學生，成績名列前茅，很少有例外的，都會水到渠成的如此菁英思考。
事實上，在三十歲之後，當自己接觸盧梭、康德的歐陸傳統之後，眾生皆平等的「人道主義」倫理學（本務論傳統），不僅是自己學術思想的轉向，同時也落實在日常生活之中。（更真實地說，這慢慢地改變了，自己過去以來，一直是「自我中心」，競爭、追求卓越的菁英價值觀。）
康德曾說，是盧梭教育了他（主要是《愛彌兒》）。「我輕視無知大眾，是盧梭糾正了我。我原有的優越感消失了，我學會了尊重人，認為自己遠不如尋常勞動者有用，除非我相信我的哲學能替一切人恢復其為人的共有的權利。」
事實上，早在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裡，就透過皮埃爾，向其妻子介紹盧梭《愛彌兒》的小說情節，作者托爾斯泰就透露出自己的倫理學趨向。
在一八八二年完成的《懺悔錄》中，托爾斯泰幾乎寫出了穆勒同樣的問題，但卻有了，不一樣的回答。
在《懺悔錄》書中，托自問了以下這些問題：「“你在薩馬拉省將要得到六千畝地，三百批馬，那很好，以後呢？”我傻了，不知道以後該怎麼考慮。或者當我開始思索怎樣教育子女的時候，我會問自己：“目的何在？”或者當我議論別人怎樣才能謀得幸福的時候，又突然問自己：“這關我什麼事？”或者當我想到我的作品為我贏來榮譽的時候，我又自言自語地說：“好吧，你會比果戈里、普希金、莎士比亞、莫里哀更有名氣，世界上沒有別的作家能趕上你，那又怎麼樣？．．．”我一個字也回答不出來。」
如此的生命危機，使得托爾斯泰必須做出防範，免得一不小心，會結束自己的生命。這之中，他曾消極地羨慕一字不識的農民，好似他們沒有這樣的苦惱；也曾積極地設想：「世界上存在著作為總體的人類，它以前存在，現在依然存在。它似乎理解意義，因為如果不理解，那它就不可能存在下去。」
托爾斯泰告訴我們，他這樣生活了一兩年，終於出現了轉折。關鍵的轉折在，與那些坦然接受貧病折磨，但仍然懷抱信心生活下去的芸芸眾生的相處。他說，情況是這樣的：「我們這一類人，既有錢又有文化的人，我們的生活不但使我厭煩，而且已失去了任何意義。我們的言談舉止以及科學、藝術，在我看來完全是兒戲。我明白，不能從這些地方尋求人生的意義。我認為勞苦民眾創造生活的行動，才是唯一真正的事業。於是我明白，這種生活中是真正存在著意義的。我承認這一點。」
托爾斯泰進一步意識到，自己是在過著，像寄生蟲般的生活。腦力活動的極限，使他決定和勞苦大眾共同生活勞動。《懺悔錄》接近終了時說︰過去，靠著仰望天空減低自己的恐懼；而如今，我已經不往頭上看了，因為我整個人越來越覺得，有了牢靠的支柱可以依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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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穆勒轉變到盧梭、康德，以至最近的托爾斯泰、杜思妥也夫斯基（其複調小說）閱讀，自己應是徹底揮別了，過去「自我中心」的價值觀。
過去是被教育者，如今轉身成為教育工作者。目前，嘗試在自己熟悉的「舊人」教育價值體系中，努力實踐並希望喚發出，彼此平等尊重的「新人」。我們不需要上對下，「我為你好」的威權與慈善，我們需要的是，建立一個平等的公平正義體制。是的，正義優先於慈善。
而這，仍舊是一個艱鉅的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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