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自己，愛這個世界

電影[教會]

三、如此殘酷的種族偏見

        在亞里斯多德的德性概念中，一個城邦之中，有德性高超的少數公民與德性低劣的多數非公民。因此，依亞里斯多德理路推衍，當他目光移向城邦之外，很自然地，他會認為其他外族應是野蠻人、沒有德性之人，那成為奴隸是再恰當不過了。

    　　（一）希臘公民不願當奴隸　　

        亞里斯多德引述當時希臘公民普遍想法，希臘公民不僅在邦內優於其他非公民，在邦外也是天生優越於外邦人。「希臘人誰都不樂意稱優良的希臘種人為奴隸，他們寧願將奴隸這個名稱局限於野蠻人（外邦人），．．．」（Pol.1255a28-30）。甚至當時的希臘詩人為詩寫道：「野蠻人應該由希臘人為之治理」（Pol.1252b8）。在詩人們看來，野蠻民族天然都是奴隸。把外邦人皆看成野蠻人，而野蠻人天然都是奴隸，這一連串強詞奪理的推論，表面上是希臘公民自認德性優越，實際上卻是希臘公民希望這些外邦奴隸，能成為其良善生活目的的工具。　　
        希臘此優越意識與中國古代王朝有極高的相似性，也就是以自己文化為標準，評斷四周民族皆是野蠻人。然而，希臘卻比中國更具侵略性，中國僅希望夷狄不要犯邊、維持和平，而希臘則希望將四周的野蠻人拿來當生產工具。　　　　

M. Sandel與亞里斯多德

一、緒論　　　　　　　　　　　　　　　　　　　　　　　　　　
    　　　
        一個人，非常易於將自己優視於眾人之上，尤其是那些擁有權力、金錢與知識優勢的人，更是沾沾自喜於自己才華出眾。　
        一個文化，也非常易於將自己文化優視於其他文化之上，將自己的文化視為最優秀的種族文化，並認為其他種族為劣等人、野蠻人。　　
        從個人優越放大至種族優越，實由個人自我中心偏見，由個體以至整體的一氣呵成。而亞里斯多德的學說，可說是以上人類優越意識的典型縮影，白種人優越意識的源頭。
        本文即是詮釋並致力批判亞里斯多德的德性優越意識（註一），從《倫理學》的「德性之人」、《政治學》「德性之公民」、「德性之希臘公民」以至到《天界論》、《自然學》、《形上學》的「德性宇宙觀」。從政治人類學（註二）角度看，當亞里斯多德將此德性優越意識運用到政治領域時，那無所謂善、惡的「自然狀態」（the state of nature ）便一去不復返，而可怕的宰制、奴役、剝削便如影隨形地與人類歷史常在。
        無可掩飾的是，當亞里斯多德頌揚少數希臘公民可以獲得「政治參與砥礪種種美德，以共同促進幸福美好生活」（Pol.1280a31;1281a3;1331b38-39;1332a35-39 ）時，其代價是非公民、奴隸、外邦人被宰制、奴役、剝削的悲哀。
        亞里斯多德這種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的學說，無論其如何美化，正是西方白種人把自己快樂建築在別種族人的痛苦之上的羊皮學說。因此，批判亞里斯多德的德性優越意識是反擊西方中心論思考（註三）的第一步。

        二、如此偉大的德性之夢　

        （一）《倫理學》的「自重之人」（ a high-mindedness person ）

        亞里斯多德在《倫理學》第一書中，認為人的善就是幸福，所有的人都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同時幸福的定義是靈魂順乎全德的活動（EN.1102a5 ）。因此，亞里斯多德認為，了解人的德性，並進而實踐，是人的善、也是幸福。　　
        《倫理學》全書的主軸很大部份在詮釋德性，亞里斯多德將之區分為倫理德性（ethical virtue）與理智德性（intellectual virtue ）：倫理德性是實踐的，在眾多過與不及中尋求中庸，比如在浪費與鄙吝之中是慷慨，在放縱與怯懦之間是節制；而理智德性不是實踐的，它只有真和假，而不造成善與惡，靈魂透過五種方式取得真理：技藝（art ）、知識（knowledge ）、明智（prudence）、智慧（wisdom）、理智（intuition ）。　　
        以上亞里斯多德對德性的詮釋，其實充滿了主觀的期望，最大的問題在於德性的標準難定，不管是倫理德性的中庸或是理智德性的真理，都是見仁見智，不可能有定於一尊的標準。　　
        事實上，亞里斯多德的主觀期望，正反映他貴族階級的優越意識。獲得理性必須要有閒暇，而城邦中的工匠終日汲汲營生沒有閒暇，是難能培養他所謂的德性。在談及倫理德性的大方（magnificence），亞里斯多德更不避言的指出「這類大方德性只適合于那樣一些人，他們的產業是由自身掙得，或從祖先親朋那裡取得；只適合于那些出身高貴、德高望重的人物，因為所有這一切都具有巨大的價值。只有這樣的人才能成為大方的人，．．．」（EN.1122b30-35 ）。　　
        亞里斯多德的御醫家庭出身，使他無法理解出身寒微的人，也會有高尚的情操、德性。

雅典學園

德性之夢，不再甜美如初：

亞里斯多德德性優越意識之批判
       

A Dream Of Virtue, Not So Sweet As Before: Critique Of The
    Superiority Complex Of Aristotelian Virtue

                王賀白
        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班
            Herbert Wang
        Graduate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Cheng-Chih University

薩依德

參考書目

王欽譯(2016)。《新自由主義簡史》。上海︰上海譯文。（原書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2的專輯封面

伍、薩依德的真善美人文主義

本文的緣起與架構，來自對薩依德生前最後出版的《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的閱讀。在該書的序言裡，薩依德特別提到「我一直想知道，人文主義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受到相當限制的、需要付出努力的領域，它如何與其他面向上的知識分子的擔當聯繫起來，……」（Said, 2004a, p. xvii）。本文即是以此「付出努力」為出發點，嘗試將薩依德的人文主義信念賦予真善美此一更大的哲學脈絡中。

西東詩篇管弦樂團

二、接受與抵抗的語文學

在《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第三章〈回到語文學〉，薩依德提到語文學就是對「語詞」（words）的熱愛，以及之後接受與抵抗的詮釋過程。薩依德特別提及那位思想最無所畏懼的尼采，總是標榜自己首先是一位語文學家。而在第四章對奧爾巴赫《摹仿論》語文學的推崇與導讀裡，薩依德正是要以奧爾巴赫對比前面正典論者令人驚駭的歧視缺陷。

位在巴塞隆納的哥倫布雕像

一、獨白而非對話的西方正典論

薩依德很早就認為，西方人文學科與我們的傳統、最偉大的著作等號應該取消，因為還有其他傳統的人文學科。這個由白種人男性獨白，不願與其他族群、性別對話的人文傳統，也就是西方正典論的論述，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危機、1960年代多元文化洗禮（如法農所說「希臘羅馬雕像正在殖民地破碎」），以及哥倫布（C. Columbus）到達美洲500週年的1992年省思後，已經無法再像過去一樣停留原地。

劉曉波

當代將後殖民地理學發揚光大的是在紐約市立大學任教的哈維。哈維發現只要有利可圖，資本的空間選擇絕對不會排斥社會主義國家。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中，哈維指出新自由主義如今可以所向披靡，除英國柴契爾夫人（M. Thatcher）與美國雷根（R. Reagan）的主導之外，沒有1978年中國鄧小平的朝向市場化政策是不可能達成的（Harvey, 2005, p.1）。事實上，正是鄧小平1978年後讓幾億中國勞工加入世界勞動市場，才讓跨國企業可以跨越國界為所欲為的關鍵。而在2016年《世界的邏輯》〈引言〉裡，哈維再次跨國詮釋，2008年美國金融風暴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正是中國大規模城鎮化和固定資產投資拯救了世界經濟。在2008年之後，中國透過人民幣的債務融資，消費了全球60%的銅與半數以上的鐵礦和水泥。然而2012年開始的房價下跌使得中國債務急劇升高（不過，中國只要啟動自己的印鈔機，即可像美國一樣脫困），以及獲利資本的大量積累無處消化，使得中國現正進行的兩大新計畫，讓哈維深感憂心：一個是在國際間推動的一帶一路計畫，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另一個則是以北京為核心的京津冀協同計畫，在總面積與美國肯塔基州相似的共約1.3億人城市群裡，進行交通和通信建設，讓資本有帶有路繼續擴展。

哈維理解資本希望繼續積累再生產的特性，但他對中國資本即將強烈改變世界地貌，表達高度疑慮。他自問：究竟是否應該繼續這樣的路徑，還是應該從根本上遏制甚至消除無限度資金積累的動機。同時他也自我回應：中國這種城鎮化的方式並不可取，無論是出於社會、環境、美學、人文還是政治角度。在這種吞噬一切的發展面前，想要保持個人或集體的價值、尊嚴和意義，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反而會造成人性與環境最深層次的疏離（周大昕譯，2017，頁xvi-xxi）。

哈維對人性與環境的疏離憂慮，加上資本會朝向無止境的複合成長，這三項危機正是他在2014年《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1]中，最後三個會成為危險的矛盾。在該書結語〈幸福但有爭議的未來：革命人文（人道）主義的希望〉裡，哈維轉述了法農關於民族主義的困境論述：「如果我們不解釋、豐富和深化民族主義，如果民族主義不迅速轉化為一種社會和政治意識，不轉化為人文（人道）主義，它將走入死胡同」（Fanon, 1967, p. 165）。

歐巴馬與薩依德

二、自由主義傳統的侷限與蛻變

薩依德在1993年接受訪談時，稱許羅素（B. Russell）與杭士基（N. Chomsky）的作為，並對比批評哈伯馬斯（J. Habermas）關於公共領域與現代性論述，是缺乏道德核心的空話（單德興譯，2005，頁305）。[1]

有意味的是，在薩依德過世後，針對2003年伊拉克戰爭哈伯馬斯發表《分裂的西方》一書認為：美國公然違反國際法，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已使自己的規範權威頹圮於廢墟之中。哈伯馬斯並將美國如此走向單邊主義霸權的原因，歸結為美國承襲的是穆勒（J. S. Mill）的自由民族主義，而不是現在歐洲希望的康德世界公民主義（Habermas, 2006, p. 30）。

參、後殖民論述的民主意含

當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結束，原本聯合國劃給巴勒斯坦的許多土地，被以色列軍事占領後，1969年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G. Meir）竟說：「看來沒有巴勒斯坦人這回事……他們並不存在。」於是，薩依德自許接下這個荒謬的挑戰，決定一分鐘一分鐘、一個字一個字、一英寸一英寸去解救，清楚地說出巴勒斯坦人被剝奪的歷史（Said, 2003, p. 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