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6/18------選擇溫和繞路走，不是激烈向上爬
------〈從傳統走向開放的貴族----試論托爾斯泰的晚期風格〉（十之三）
天空之詩
三、世界觀轉變前的傳統貴族
把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與同時期發生的英國工業革命稱之為「雙元革命」，是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 Hobsbawm）在其著作《革命的年代》中，提出的西方世界迅速變革著名論述（1996: 4）。
大航海時代最後推演出的雙元革命，讓這原本數千年傳統世界變了貌，我們把它稱為「現代化」，傳統無可避免地必須走向現代。俄羅斯社會從彼得大帝以來的歐化改革，可說是第一個非西歐傳統社會，非常有意識地，正面迎對這現代化變遷。事實上，法國布爾喬亞資產階級是在普羅大眾的支持下，進行大革命推翻封建貴族的寡頭統治。然而革命後，資產階級隨即拋棄過去的普羅大眾盟友，與傳統貴族合作。拿破崙（Napoleon）正是此一情境下人物，兩個階級混血的「貴族資產階級」維護者。
經歷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人」事件之後的俄羅斯，更是此一西歐歷史變遷的翻版。貴族更加勢弱、逐漸退出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翻了好幾翻」的暴發戶。貴族出身的托爾斯泰，在他的創作初期，一方面描寫貴族經歷，恨鐵不成鋼；另一方面痛斥資產階級對農民的胡作非為。不過，面對他比喻的這片「泥濘」俄羅斯，他選擇的是，沿著這片泥濘，溫和的「繞彎走」，而非激烈的「向上爬」。
（一）從《童年》到《哥薩克》
從一八五二年的《童年》到一八六二年的《哥薩克》，托爾斯泰已經躍居俄羅斯文壇重要成員。這段期間的創作題材，主要是以其親身經歷的貴族生活與高加索從軍為題材。這是托爾斯泰創作歷程的「開始」階段。
《童年》、《少年》與《青年》，被稱為托爾斯泰的「成長三部曲」；而之後的《一個地主的早晨》（一八五六年），則是根據他大學中輟，一八四七年十九歲回到家鄉，希望實現農業改革的真實經歷，是三部曲的續篇。《童年》的時空只有兩天（一天在莊園、一天在莫斯科），以主角希望過自覺生活開始，但卻以失去童心結束；《少年》則是描述少年，在童年之後逐漸腐化，然後在青年時期之前的改善；《青年》則是寫對美、幸福與美德的嚮往，但最後的第四十五章標題卻是「我失敗了」，即是指大學考試失敗了。《一個地主的早晨》就是這樣一位學業失敗的青年（隨時攜帶著盧梭（J. J. Rousseau）的《懺悔錄》與《愛彌兒》），第一次回鄉一展抱負的親身經歷，這位年輕地主，懷抱著善良的心，像進行慈善事業般，嘗試改善農村生活也不可得。在這樣的雙重打擊下，以至接下來生活荒唐。
耽溺惡習幾年，終於在其大哥引導下，同赴高加索，感受大自然之美與樸實生活。後來並實際參與對車臣山民的襲擊，與後來的克里米亞戰爭，特別是黑海的海軍基地塞瓦斯托波爾的保衛戰。《襲擊》的前面，即引述柏拉圖（Plato）對勇敢的定義，「該怕的怕，不該怕的不怕，這就是勇敢。」而這「勇敢」定義，即是從軍的托爾斯泰，評定人物的最重要標準。在眾多短篇戰爭小說中，作家歌頌樸實平凡的士兵與普通軍官；而對那些外表威武、內心膽小，漠視士兵傷亡的貴族軍官充滿鄙夷。小說一反過去戰爭文學的浪漫主義傳統，在描繪戰士英勇的同時，也不隱諱他們的害怕以及戰爭的殘酷。小說中，不僅表達對車臣山民的同情，同時也對戰爭的意義表示懷疑。
而不管是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故事，還是《彈子房計分員筆記》與《高加索回憶片段：一個貶謫的軍官》，都反映了貴族軍官生活的空虛與墮落。托爾斯泰原本希望戰爭可以使統治階級得到道德上復興，並使全國上下團結一致，但如此幻想也落空。在《兩個驃騎兵》（原名是《父與子》）裡，老土爾賓仍舊有著正面的封建騎士精神，而小土爾賓則是染上工於算計的資產階級習氣，在這意在言外的人物描述中，新的資產階級文明要負最大責任（在稍後的《盧塞恩》與《波利庫什卡》中，表達的更直接）。
如果說，《一個地主的早晨》代表著托爾斯泰的第一次回農村改革；那麼，《哥薩克》就是其第一次「出走」，描寫他一八五二年前往高加索從軍的真實經歷。奧列寧擺脫莫斯科的虛偽生活，迷醉於高加索自然美景與生息於此的哥薩克人。其中耶羅施卡與瑪麗雅娜更是大自然薰陶之下的人物，與文明社會截然對立。作品裡呈現著盧梭思想，對上流社會批判，有著平民化的意願，以及為他人活著才是幸福的想法。托爾斯泰想從半開化的哥薩克中，找尋俄羅斯的未來。主角奧列寧希望改造自己，融入這個沒有階級的社會，也就是使自己適應外界而不是去觸動外界，這是他創作初期，選擇「繞著彎」路走的路徑。
（二）從《戰爭與和平》到《安娜．卡列尼娜》
托爾斯泰在創作初期，現實中的所有願望，都未得到正面回應，代表這階段尾聲的《哥薩克》，幾乎等同思想上的「出走」。而總括地說，由於自己的貴族出身，所以他把這新時代的諸多弊端，更多地指向，是新興資本主義文明造成，對於過去的封建體制，則是儘可能輕輕帶過（《阿爾培特》著重藝術家的心理與《三死》指向大自然，並非偶然）。
一八六二年，與托爾斯泰同年出生的車爾尼雪夫斯基（N. G. Chernyshevsky）被捕，而托爾斯泰家則被搜查（調查其是否，與流亡海外的赫爾岑（A. I. Herzen）聯繫），象徵著這兩人未來不同的走向與主張。獄中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寫下《怎麼辦？》，副標題是「新人的故事」，這「新人」的倫理觀是合理利己主義，同時也在高壓迫害下，主張非常手段的暴力革命，揭開了「革命民主主義」的新方向。而托爾斯泰在繼續完成《哥薩克》外，也有諷刺「新人」的劇作《一個被傳染的家庭》；另一方面他也擱下已寫作數章的《十二月黨人》，因為他不能認同十二月黨人疏離人民，而又主張革命手段。
托爾斯泰把目光轉向過去歷史，間接表達對當代貴族階級的不滿；但他又無法認同革命民主主義的激烈主張，於是轉向最廣義的「人民思想」（其「人民」幾乎等同於「民族」）。一八六三年，托爾斯泰著手《戰爭與和平》，他藉古託今，希望能有像「我們的公爵」安德烈、「我們的老爺」皮埃爾等優秀貴族，領導俄羅斯的未來。這是托爾斯泰創作歷程的「延續」階段。
1.《戰爭與和平》
《戰爭與和平》問世，幾使當時深受西歐文學影響的俄羅斯文學界不知所措，甚至原本西歐文學的框架也無法歸類。在一開始出單行本時，托爾斯泰接受評論家意見，刪去關於歷史哲學議論的部份；但十多年後，他又全部補齊。補齊的部份，某種程度反應他後來，為何會放棄文學、轉向道德宗教[1]。當俄羅斯面臨拿破崙此一「貴族資產階級」威脅時，有像脫離人民的華西里首都貴族的虛假做作，但也有像與人民融為一體的，如羅斯托夫鄉間貴族的質樸善良。當拿破崙佔領莫斯科失敗後，罔顧自己的士兵受凍，以最快的速度逃回法蘭西；對比之下，面對幾十萬的法軍撤退，庫圖佐夫（M. I. Kutuzov）卻一直不願下追擊命令，希望他們趕快沿著原路離開俄羅斯。
而「我們的老爺」皮埃爾，第一次參加社交晚會時，也是為拿破崙辯護。「拿破崙偉大，因為他站得比革命高，他制止了革命中的過火行為，保持了一切好的東西，像民權平等啦，言論出版自由啦，因此他獲得了權力。」然當拿破崙入侵俄羅斯，卻衝擊著皮埃爾，且「認為這災難是拿破崙一人造成的。」後來皮埃爾向娜塔莎說，他就是從普拉東那裡，「才獲得精神的寧靜與內心的和諧」。這位「善良的圓圓的俄羅斯人典型」，在書中，托爾斯泰有意將之描述為「我們的老爺走向我們的民眾」。當拿破崙「一馬當先」逃回法蘭西時；交換的畫面是身患熱病的普拉東再也走不動。他同其他掉隊的俄軍俘虜一樣，靠在一棵樺樹下，無怨無悔地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將來到盡頭。而當皮埃爾確知普拉東被槍決，不禁悲從衷來號啕大哭。樂天的生命在殘酷的歷史面前，竟還是必須為這樣的命運繼續「樂天」。
普拉東
另外，羅斯托夫伯爵家的尼古拉，原本滿懷對沙皇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 Tsar）效忠之情，但卻在一八○九年，看到其與拿破崙在涅曼河會面。尼古拉怒氣沖沖地說︰一個合法的皇帝不可以跟罪犯拿破崙講和。讓尼古拉感慨地是︰如今拿破崙當上皇帝了，亞歷山大皇帝也喜歡他，尊敬他。那麼，那些丟胳臂缺腿的人和犧牲的人又是為了什麼呢？他自己的疑惑，很快地就自我回答，然後在同袍間，愈說愈大聲︰
我們又不是外交官，我們只不過是士兵，要是命令我們去死，我們就去
死。要是我們受懲罰，那就是說罪有應得，我們可無權批評皇上。皇上
承認拿破崙是皇帝，跟他訂立同盟，就是說應該如此。要是我們對什麼
事都說三道四，那就沒有什麼神聖的東西了。這樣我們就會說，上帝不
存在，什麼也不存在了．．．（2004(7): 567）。
之後，尼古拉不斷喝酒，間接表達他內心的困惑與無奈。戰爭結束後，尼古拉認真經營起農業。不過，尼古拉不喜歡當時流行的那套英國辦法，嘲笑經濟理論，不喜歡辦工廠與單一農業生產。瑪麗亞 公爵 小姐驚訝於自己丈夫對農業的熱愛。特別是，尼古拉認為農民不應是手段，而是目的和法官。這是從《一個地主的早晨》的聶赫留朵夫到《戰爭與和平》的尼古拉，然後聯繫到《安娜．卡列尼娜》的列文，傳統宗法觀點的完成。所以，後來列寧（V. I. Lenin）會一邊說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一邊對高爾基（M. Gorky）說︰「一個實實在在的農民﹗在這位伯爵出現之前，我們文學裡就沒有一個真正的農民．．．。歐洲有誰能夠同他並肩媲美呢？．．．沒有﹗」（盧卡奇 1950: 127）
2.《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的畫像
俄羅斯擊退入侵者拿破崙，但正如托爾斯泰說的，「既然有西方民族的東征，自然也就有東方民族的西征」，亞歷山大一世親率俄軍，一路追至巴黎，俄普奧聯軍終擊潰法軍，占領巴黎，俄國勢力深入中歐。另一方面，由於俄國軍官親征西歐與駐軍巴黎年餘，親身體會西歐較為自由的思想。他們返國後，深感俄國落後，對沙皇制度漸表不滿。一八二五年亞歷山大一世逝世，爆發要求改革的「十二月黨人革命」。而另一方面，工業革命也讓俄羅斯「翻了一番」。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寫作過程中，經濟大變動已然成形。一八七○年代初期，托爾斯泰離群索居於農村，刻意避免政治旋風「將他刮走、使他迷路」，甚至在他世界觀產生質變危機之際，還購置龐大田產。
對於舊秩序分崩離析，托爾斯泰原本想寫有關彼得大帝，企圖再次從過去歷史探究原因。但這個「彼得大帝」寫作計畫的作罷，則是托爾斯泰無法認同彼得大帝的改革，並認為這是讓俄羅斯如今深陷西歐資本主義的最早起源。由於現實變化已歷歷在前，《戰爭與和平》寓意其中的優秀貴族領導業已破滅，於是回應眼前現實，已是無法迴避。
《安娜．卡列尼娜》是寫家庭悲劇小說，卻也是史詩，從家庭的混亂延伸至整個社會。透過舞會、賽馬、割草，以至最後俄、土戰爭討論，「整體性」史詩風格，依然寓意在眾多細節中。如︰安娜在與伏倫斯基舞會後，注意到卡列寧的大耳朵；對比後來，安娜從伏倫斯基的面部表情，看出他對她的厭惡。
《安娜．卡列尼娜》，包括安娜、奧勃朗斯基、卡列寧、列文與吉娣，都有獨白「我沒有錯」。而除了安娜之外，其他人說完「沒有錯」之後，都沒有進一步探問︰「那，到底是誰的錯？」[2]對照之下，安娜在對著陶麗說了「可是我沒有錯」後，卻緊接著詢問︰「那麼是誰的錯呢？錯在那裡呢？難道有別的辦法嗎？」或許這正是托爾斯泰，將書名為《安娜．卡列尼娜》的主要原因。
在新時代，由於希望更多勞力加入勞動市場，這是農奴、黑奴獲得解放的根本原因，而這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相較封建社會，有效率的地方。那原本代代相傳的職業宗法，被相對自由的市場法則取代。然過去的奴隸都獲自由了，那女性的自由在哪呢？
對安娜最亮麗的描述，是陶麗前去探訪她的整個過程。路途中，陶麗回顧自己十五年的婚姻生活是如何受罪，然後心中浮現「他們攻擊安娜。為了什麼？難道我比她好嗎？」陶麗心中的答案竟是「安娜的行動了不起，我說什麼也不能責備她。」沒多久，出現在陶麗面前的是「戴著一頂高帽露出一綹綹烏黑頭髮的漂亮腦袋，她那豐滿的肩膀，她那穿著黑色騎裝的苗條身段，以及端莊優美的騎馬姿勢，這一切都使陶麗感到驚訝。」當陶麗還在思索女人騎馬，是輕浮還是優雅時，安娜竟不需他人攙扶跳下馬，高興地迎向陶麗而去。之後在與陶麗閒聊時，充滿生之歡愉的安娜，彷彿透露之後急轉直下的可能話語：「我不想表白什麼，我只要生活；我不想傷害任何人，除了我自己。我有這樣的權利，是不是？」
相較安娜的自由追尋，其丈夫卡列寧則總是上對下、自我中心地生活著。從卡列寧與兒子的應對中，我們更能體會安娜八年婚姻的苦悶。「謝遼查覺得，父親對他說話，總是像對一個憑空想像出來、只有書本裡才有的孩子說話，．．．。」甚至在卡列寧「饒恕」安娜的那一段，也是自我中心地，感受這「饒恕的幸福」。卡列寧將自己的名利列為首要，不尊重對方主體，任何活生生的生命，在其掌控下都為之黯淡無光。而這正是資本主義時代，誕生的機械典型人物。
安娜非常有勇氣地，走出「虛偽人生」；但時代的限制，她的「我只要生活」自信，還沒有達到完全對自己「主體性」確立；她對伏倫斯基的愛情依賴，使她一步一步走向毀滅。
沒有兒子撫養權的希望，加上對伏倫斯基依賴，換來的是與日俱增地遭到嫌惡，安娜終至對整個世界絕望。為何整個婚姻悲劇是由伏倫斯基引起，但到後來，整個社交圈的門仍對伏倫斯基敞開，但卻對她完全封閉。安娜的心跳加速，「既然再沒有什麼可看，既然什麼都叫人討厭，為什麼不把蠟燭滅掉呢？」安娜最後以結束自己生命，向整個社會，表達最深沈的抗議。對安娜困境的疑惑，我們應是不會停留在絕望與憎恨之中，反而小說讀完，會想起安娜的那一句話：我沒有錯，那到底是誰的錯呢？
[1] 這是一本「滿溢」的歷史小說。托爾斯泰不僅在開頭寫了「作者序」，談論藝術家與史學家的任務不同︰故事中，或是第一人稱，或透過主角喃喃自語，道出生命體悟旁白；甚至在最後的「尾聲」第二部，思索著人類歷史的「自由」與「必然」。
[2] 安娜的哥哥奧勃朗斯基，勾搭家庭女教 師羅蘭 小姐，被太太陶麗發現後，睡在書房起來後，說著「最糟的是什麼事都怪我，都怪我，可我又沒有錯。全部悲劇就在這裡，啊呀呀！」卡列寧抱怨安娜讓他受罪，做了不離婚維持現狀的決定後，說著「她活該倒楣，可我沒有過錯，我不能因此受罪。」而列文則是，不願更積極地把產業讓給農民，在自問難道公正行動只能是消極的嗎？他自言自語道「那又怎麼樣？又不是我的過錯。」而列 文的 太太吉娣，在維斯洛夫斯基的刻意親近，以及列文的忌妒下，激動哭泣地說「但是，列文，難道你看不出這不是我的過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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