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6/24------光在黑暗中發亮
------〈從傳統走向開放的貴族----試論托爾斯泰的晚期風格〉（十之七）
《復活》中，復活節那天，卡秋莎之光，在霧中發亮。
五、出路：重視職責義務的開放貴族
進入二十世紀後，這位開放貴族，走向更大範圍的普世人道主義。早在《安娜．卡列尼娜》裡，小說中的列文，就不贊同俄羅斯對土耳其的戰爭。後來托爾斯泰更是明白表達，對波蘭的同情。事實上，傳統貴族一開始對於新興資產階級伴隨而來的民族主義，是拒斥的。因為中世紀的封建社會，各國王室貴族是相互通婚彼此聯繫。托爾斯泰與赫爾岑一樣，對於俄羅斯新的權貴統治者，鼓動的斯拉夫民族主義毫無共鳴，甚至挺身反對。流亡海外的赫爾岑，由於表達俄羅斯於一八三一年鎮壓波蘭革命的不滿，並直言對波蘭被壓迫者的同情，其影響力大受衝擊，但托爾斯泰並不因此而有所退卻。
一九○六年小說《為什麼？》，幾乎是重蹈前輩赫爾岑的腳步，表達對波蘭的深切同情，雖然他的前提是，不同意波蘭的武裝暴力反抗。《為什麼？》可說是寫實般地，直指當年尼古拉一世鎮壓波蘭的暴政，是「敗壞和愚弄俄國人民」。波蘭年輕人米古爾斯基，為了反抗俄羅斯入侵，失去所有財產並被流放；而在阿爾平娜心中，他是偉大的英雄與受難者，為此，阿爾平娜追隨米古爾斯基並與其結婚。然其婚後生的子女，因為沒能得到好的醫療而病逝，後來幫忙米古爾斯基逃跑也失敗，書名「為什麼？」正是阿爾平娜向人們、向上帝提出悲痛的提問，雖然她知道，不會有答案回應。[1]
而另一方面，托爾斯泰雖然依舊不同意革命派的暴力手段，但他日益增加對革命派的同情。〈我不能沈默〉中，托爾斯泰直指沙皇政府沒有任何理由指責革命家，因為「沒有你們，就不會有他們」，他們是你們的學生、產物與孩子。托爾斯泰甚至列舉四個理由，認為革命者的作為可以從輕。托爾斯泰後來還對其秘書布爾加科夫（V. F. Bulgakov）說道，他不能同意陀思妥耶夫斯基攻擊革命者，「他只是根據一些表面現象譴責他們，而沒有深入到他們的內心」（布爾加科夫1983:115）。[2]
（一）光在黑暗中發亮：出走
一八八二年《懺悔錄》完成後，托爾斯泰一方面積極社會改革，希望改善貧苦大眾的生活處境，一方面開始質疑、甚至否定私有財產，終至與結婚多年的妻子齟齬不合。原本之前只是精神出走，如小說《哥薩克》，至此，則在《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之後，「不能這樣生活」地開始與其親屬家族，陷入理想與現實矛盾的痛苦境地。
前面曾提及巴赫金的評論：托爾斯泰的最後三個劇本《彼得．梅塔爾》、《活屍》與《光在黑暗中發亮》都是以「出走」作為主題。而這共同的主題，正反映出他晚年的自傳性處境。戲劇的主角意識到，自己生活地位的罪惡，希望能從這樣的環境中脫離。《彼得．梅塔爾》裡，彼得賣身為奴，以償還他欠下的債，然而他傳統的價值觀，並不允許他交出全部財產；《活屍》中的費佳老爺，則是看到周圍生活全是虛偽，自己只好充當「活屍」，以便不去干擾他人生活；而《光在黑暗中發亮》，則是尼古拉經歷了一次離家出走不成的家庭悲劇。
一九○○年《光在黑暗中發亮》雖未全然定稿，但卻是托爾斯泰現實生活的真實處境。主角尼古拉清楚，是他個人的信念，帶給周圍人們的不幸與痛苦；但儘管如此，他卻依舊認為，個人信念的正確與否，不是根據其究竟帶給他人幸或不幸，而是應以本人良心為依歸。在堅持信念與眷戀家庭之間，尼古拉覺得他應離家出走，但現實上，他卻做不到這一點。由於尼古拉做不到自己宣稱的理念，其言行不一遭到外界指責，於是只好裝瘋賣傻。
《光在黑暗中發亮》戲劇，我們可以將之解讀為，一位即將破繭而出的傳統貴族，其內心的思緒與掙扎。他希望實踐他的諾言，但卻又不希望傷害到，孕育他的環境與摯愛的親屬。
這樣的內心交戰，不僅存在於托爾斯泰的小世界，雅斯納雅．波良納莊園；同時也發生在，他與大世界沙皇政府與東正教教會的日益升高衝突。特別是《復活》發表後，一九○一年二月，東正教的最高議事機構主教公會，正式開除托爾斯泰教籍。為此，一九○一年三、四月，托爾斯泰分別寫就〈致沙皇及其助手們〉與〈答主教公會2月20-22日的決定〉，以為回應。
〈致沙皇及其助手們〉 呼籲書，其中「我不是把 諸 君當成敵人，而是當成兄弟」，讀來剴切。托爾斯泰痛心說著，俄羅斯如今分成兩個敵對陣營，其罪責不在那些我們稱為不安分守己的人民身上，而是我們政府本身。唯有改善大多數人的生活處境，才能達到真正的長治久安。而關於回應「開除教籍」部分，托爾斯泰則引用柯勒律治（S. Coleridge）的名言：「凡是開始時愛基督教勝過愛真理的人，很快地就會愛自己的教會或教派勝過愛基督教，最後則必定是愛他自己勝過愛世上的一切。」表明他是走著相反的道路，而真理與其理解的基督教是一致的。
在大世界，由於托爾斯泰聲名巨大，沙皇政府技巧地將他孤立起來，書籍被查禁，甚至將其秘書古謝夫（N. N. Gusev）流放外省，但就是不動托爾斯泰本人。而小世界，托爾斯泰則是與索菲亞理念愈來愈遠，尤其是放棄著作權部分。
一九○八年〈我不能沈默〉，其後面這些話語，正是托爾斯泰晚年找尋出路，內心的自我告白：
這一切都是為我而做，我是這些可怕事情的參與者。這樣的斷言不管多
麼荒唐，我還是不能不感覺到，在我這寬敞的房間、我的午餐、我的衣
服、我的餘暇和為了剷除想要奪取我享用之物的那些人而造成的可怕罪
行之間，有著毫無疑義的從屬關係。．．．，我今天的安寧實際上有賴
於政府現在製造的恐怖。
認識到這一點，我就再也不能忍受了，我應當這種痛苦的處境裡解脫出
來。
不能這樣生活，至少是我不能這樣生活，我不能，也不會再這樣生活了。
[1] 除了《為什麼？》之外，《謝爾基神父》是為移居加拿大，反對東正教儀式的新教徒；《舞會之後》則是為一九○三年「排猶事件」的猶太人受害者，兩篇文章都是為響應募款而書寫發表。
[2] 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兩人，是如何彼此看待對方，應是複雜且精彩。托爾斯泰晚年與高爾基直言，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評，甚至說著「很奇怪，他的書的讀者居然會有那麼多，我不懂這是什麼緣故！」（高爾基，1959: 109）。而另一方面，托爾斯泰過世前時時翻閱的，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後一部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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