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6/25------這也是一條康莊大道
------〈從傳統走向開放的貴族----試論托爾斯泰的晚期風格〉（十之八）
（二）出路：不再服從政府，返回農耕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高度評價《安娜．卡列尼娜》，稱這是藝術作品的盡善盡美之作。在一八七七年《作家日記》的〈《安娜．卡列尼娜》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事實〉評論中，他認為，對「個人或社會，哪方該負責任」議題，竟能回答如此深刻，超越當時歐洲文學。他如此總結：這對於任何一位，想自居人類裁判官或手上拿著天秤的人，應該有多少啟示啊！正如托爾斯泰在書中透過安娜的長輩，華爾華拉公爵小姐如此說著：可以裁判的，只有上帝，不是我們凡人。不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一時間，對列文反對戰爭的諸多批評，令人錯愕。或許可以這麼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義只及斯拉夫民族，而托爾斯泰的貴族出身，卻讓他從褊狹的民族主義脫身。
近三十年後的著作〈論俄國革命的意義〉，文學家蛻變為政論家的托爾斯泰可說實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廣義的「優秀人物」期許，將侷限的斯拉夫主義，開放為普世的「俄羅斯選擇」。
究竟是繼續「東方民族屈從」老路，還是重蹈「西方民族代議制」的覆轍，在一九○六年的〈論俄國革命的意義〉中，托爾斯泰則以「不再服從政府、返回農耕生活」，在最大的普世意義上，期許著俄羅斯的未來，「因為過著農耕生活的人最不需要政府」：
正處於這兩種民族之間，學到了一些西方手段，但至今仍在對政府俯首
聽命的俄羅斯民族，已經被命運放到了這樣的地位上，它應停下腳步，
細細地深思，因為它一方面看見對專制政權的屈服已使它同東方民族一
起遭受了那麼多災難，另一方面它又看見，西方民族限制政權並把它擴
及到全民的做法也沒有減輕人民的災難，而僅僅是使這些民族的人受到
腐化並且面臨必須靠欺騙和掠奪其他民族才能生存的局面。俄羅斯民族
自然應該設法用其他方式來改變自己對政權的態度，而不能照西方民族
那樣去改變它。
對比於托爾斯泰在《盧塞恩》裡，對西歐文明的批評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則在一八六二年西歐之行後，發表《冬天記的夏天印象》，直指「自由、平等、博愛」，是口號的烏托邦。特別是「博愛」，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真正的博愛，「不應是獨立的個人即自己之我來謀求自己與其餘所有的人具有同等價值和同等權利，．．．不僅如此，這個因不平而訴求的個人，首先應當把自己整個的我，把自己整個獻給社會，並且不僅不要求自己的權利，而是相反，把自己的權利無條件地獻給社會。可是西方人不習慣這樣的做法。他們大聲疾呼地提出要求，要求權利，他們想分享權利，這樣就不會產生博愛了。」
而在一九○六年那時，托爾斯泰更看出了，只看到自己權利的「西方民族代議制」，最終是將自己民族利益，建立在其他弱小民族的痛苦剝削上。也因此，西方普選制的結果是，以前要供養的是少數的王公貴族，而今卻是「成千上萬的小帝王」。「這種虛構的限制政權，僅僅是統治者的替換與人數增多，從而又使人們變得更加腐化、憤怒和兇惡。」
對照今天絕大部份的「選民」，只注重自己的「權利」保障，幾乎完全無視於自己理應善盡的「義務」。甚至繼續如此，會傷害社會整體福祉，竟也在所不惜。或許，我們可以學習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高度佩服托爾斯泰的「識見」。因為這幾乎是，之後一百年來的「普世政治寓言」。
（三）復活：這也是一條康莊大道
前面提及，因為十二月黨人的失敗，俄羅斯出現了幾十年的「多餘人」困境。岡察洛夫的《奧勃洛莫夫》，是傳統貴族在新時代所能達到的「最美麗身影」。那無所作為的「奧勃洛莫夫精神」，讓妻子阿加菲雅與曾經情人奧莉加相擁而泣，而僕人扎哈爾則一直不願意離開他主人的棲息地，淪為老乞丐更是令人動容。這是傳統貴族的完美形象之一。
一八六二年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提出合理利己主義的「新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在一八六四年寫下《地下室手記》，從溫情人道主義轉向現實人道主義，那是他「地下室人」告白。而在托爾斯泰一八九九年的《復活》裡，則描繪出一個「復活、覺醒的人」。一個回顧過去、不斷自省，最後跨越個人出身背景，有著最廣義的宗教信念，回「復」，並重新「活」過來的人生新選擇。
這是一位傳統貴族，歷經懺悔後，邁向開放貴族的「復活」重生。在二○一○年，紀念托爾斯泰逝世百年的紀念文集中，明尼斯基（Ilya Vinisky）發表一篇，討論《戰爭與和平》中，安德烈公爵過世前的「覺醒」之夢，引起一八六○年代，許多俄羅斯人的精神覺醒（2010:120-137）。「是的，這就是死。我死了，我也就醒了。是的，死就是覺醒！」接著，托爾斯泰繼續描述安德烈公爵的心靈豁然開朗了，「那張至今遮蔽著未知世界的帷幕在他心靈前面揭開了。他覺得內心被束縛的力量獲得了解放，身上那種奇妙的輕鬆感也不再消失。」這是跨越自己出身，走向新世界開端，開放貴族的最初完美形象。從《戰爭與和平》的安德烈，直接聯繫到《復活》的聶赫留朵夫。
《復活》作為托爾斯泰的晚期風格作品，社會寫實考量遠高於藝術技巧，它是俄羅斯社會大變動之前的寓言之書。在一九三○年巴赫金所寫的，托爾斯泰文學作品全集第十三卷的〈《復活》序言〉中，更稱這小說，「不僅對俄羅斯，而且對西方來說，都是一部最徹底、最完美的社會思想小說的典範」。而在羅曼羅蘭（R. Rolland）的《托爾斯泰傳》中，甚至認為《復活》是其藝術上的暮年遺囑，是繼《戰爭與和平》之後的，另一高峰代表作。
小說主角聶赫留朵夫，就像經過懺悔之後的托爾斯泰[1]。一方面為了小說的寫實符合真實，托爾斯泰實地走訪監獄、法庭、農村，查閱大量檔案資料；另一方面，小說進入第二部之後，透過這位過去擁有特權的封建貴族聶赫留朵夫，重回自己莊園領地時，鄉下的貧困不人道，他再也無法視而不見，「他覺得事情一清二楚，因此弄不懂像這樣清楚的問題別人怎麼看不出，他自己長久以來怎麼也看不出來」；第三部跟著犯人到西伯利亞的過程中，進而不斷質問自己：「到底是我瘋了，所以才看到人家看不到的事，還是做出我所看到那些事的人瘋了？」。
罪行的證據比比皆是，而我們卻能夠視而不見？這是應然問題，應該看得見，但卻真實地彷彿大家都沒看見。這個「看見」過程，是聶赫留朵夫也是托爾斯泰的復活過程。
貝多芬與托爾斯泰的晚年，兩人分別都已在音樂與文學上，獲得巨大聲名，其實也都不須如此「與世難諧」。然而不同的是：一個是剛興起的資產階級貝多芬，一個是走入黃昏的貴族托爾斯泰。《復活》出版後，托爾斯泰被東正教開除教籍，俄羅斯政府甚至必須預防宣佈「托爾斯泰死後，禁止一切示威遊行」。
那些，永遠在衝撞自己侷限的人，是晚期風格中「與世難諧」的史詩英雄。托爾斯泰清楚地將自己，盤恒、痛苦與掙扎的一生，真實地烙印在其作品上。而阿多諾在評述貝多芬音樂時，曾這麼說著︰「凡是沒有達到自己的侷限，而成功者，皆屬失敗之作」（2009: 187）。阿多諾以此高度禮讚貝多芬音樂，我們認為，同時也適用於托爾斯泰的晚期作品，「它衝撞它自己的侷限」。而托爾斯泰在消極「與世難諧」之外，更是往前踏出積極的「繼續前行」。
在小世界與大世界的交互煎熬之下，餘命不多的托爾斯泰，決定離開傳統貴族莊園，再上「旅途」，走向開放貴族。出路是，正如托爾斯泰寫給圖拉省波羅夫科沃村的一位農民信裡提到的，「一間雖然很小、但還暖和的單間小屋」。而正如寫給妻子索菲亞的離別信中所說的，「除了其他種種原因，我不能再在我從前所生活的那種豪奢條件下生活了。我現在所做的，是在我這個歲數上的老年人通常所作的，----離開塵世生活，以求在孤獨、寧靜中度過自己生命的最後幾天。」
托爾斯泰的「繼續前行」，讓人想起薩依德得知罹患白血病後，著述《文化與帝國主義》書末，轉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流亡在土耳其的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提及十二世紀在薩克森的僧侶雨果（Hugo of St. Victor）詩篇[2]，那是：
對一位實踐者的心靈來說，成就德性的開始，首先要學習一點一滴的、
努力改變可見且變動的事物；在經歷如此鍛鍊過程之後，才能在最後將
這些一起拋諸腦後。
一個人若覺其故鄉是甜蜜的，那他仍舊只是一個纖弱的初學者罷了；而
當他認為每一寸土地都是其故土時，則可算是強者；但當他將整個世界
視為異域他鄉，則應就是完人了。纖弱的靈魂只將他的愛固著在世界的
某一個點上；強者則將他的愛擴充到全世界；但完人最終卻止熄了他所
有的愛。
奧爾巴赫把僧侶雨果的獨立自主、甜蜜懷鄉、執著履行，以至放逐他鄉的過程，認為這，「對於想要好好愛這世界的人而言，也是一條康莊大道」（薩依德 1983:7）。奧爾巴赫、薩依德學習如此，而托爾斯泰的一生更是具體而微。那最終的「梁贊----烏拉爾線上的阿斯達波沃」車站，一方面，確實是傳統貴族托爾斯泰的生命終點，「最終止熄了他個人所有的愛」；但另一方面，那是開放貴族托爾斯泰的精神起點，「最終鼓舞了所有理想者的愛」。
[1] 年輕的聶赫留朵夫，從理想到墮落，與托爾斯泰的《懺悔錄》裡的年輕自述，幾乎如出一轍。「當我追求美好的事物時，我是孤零零一人，完全沒有依靠。每當我想要透露內心的願望，想要做一個道德高尚的人，我遇到的卻是鄙視與嘲笑；而當我沈溺在卑鄙的享樂之中時，我卻得到了讚揚和鼓勵。」
[2] 二○○三年薩依德生命最後，因為再也無法為巴勒斯坦人發聲，而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2004:302）。薩依德將自己一生也寫成，被殖民者的奮鬥史詩。另外，愛爾蘭著名的搖滾樂團U2，公元二○○○年的專輯〈無法遺忘〉（All That You Can’t Leave Behind），其第四首歌曲〈繼續前行〉（Walk On）獻給翁山蘇姬，歌詞內容可看出僧侶雨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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