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6/21------曾羨慕一字不識的農民
------〈從傳統走向開放的貴族----試論托爾斯泰的晚期風格〉（十之五）
同樣的白雲天空，卻有著不同體會 。
四、懺悔貴族：發現自己的史詩命運
《安娜．卡列尼娜》寫作前後五年，過程痛苦。在那個俄羅斯封建崩解年代：「安娜問題」終成悲劇，結局令人沈思；而潛存其中的「列文問題」[1]，則在書末拉昇，並成為往後作者的道德與宗教轉向。
對照列文的描述，幾與托爾斯泰在《懺悔錄》裡的心靈危機一樣。「於是，列文這個身強力壯、家庭生活美滿的人，竟幾次想到自殺，他只得把繩子藏起來免得上吊，隨身不帶手槍免得開槍自殺。」最後列文走出育兒室，憑欄望著天空，「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但這種感情卻不知不覺痛苦地出現在我身上，並且牢固地扎根在我心裡。」
與托爾斯泰有密切往來的英國人莫德，其所撰寫的托爾斯泰傳記，最早將之分為《前五十年》的第一卷與《以後的年代》第二卷，清楚地標示出：寫作《懺悔錄》時期的托爾斯泰，正是此一關鍵分水嶺。不過，莫德也提出，這重大轉折的「自然蛻變」解釋。莫德認為：他以前寫的故事和小說，預示了他現在所宣揚的觀點；他在雅斯納雅學校裡的工作，也大都趨向這同樣方向。在他的生活外表上，沒有顯出什麼突然的改變；後來的是從已經過去了的發展而來的，因此與其說是採取斷然的行動，還不如說他逐漸地在爬上一座山嶺來得自然。（1984: 466）
而這正是托爾斯泰「晚期風格」的開端，從傳統貴族走向開放貴族。
（一）傳統貴族的心靈危機
在《懺悔錄》之前，托爾斯泰幾乎都是以其個人為中心，細心觀察人世間的一切，以他獨特的藝術觀察，將即使是最細微的細節，賦予整體豐富的意含。《安娜．卡列尼娜》的列文、《戰爭與和平》的安德烈、皮埃爾、尼古拉，《哥薩克》的奧列寧或是《一個地主的早晨》中的聶赫留朵夫等，這些小說人物，某種程度都有托爾斯泰自己的身影。這些小說人物，到列文時，終至迷惘、不知所措。
事實上，早在托爾斯泰一八五七年西歐之行後的《盧塞恩》裡，我們就看到，他對原先崇信西歐文明的迷惑。在瑞士的盧塞恩（琉森），托爾斯泰見識到在海外旅遊英國人的言行。英國人在餐桌禮儀表現彬彬有禮、恪遵禮節，但實際上只有一種表情：那就是只滿足於自己幸福，對周圍與己無涉的東西漠不關心。
在這短篇小說中，托爾斯泰特別標注以下這樣事實，對西歐最文明旅遊勝地的困惑與抗議：
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盧塞恩那家頭等闊佬下榻的瑞士旅館門前，一
個流浪的討乞歌手唱歌彈琴達半小時之久。百來個人聽他演唱。歌手三
次要求施捨。沒有一人給他任何東西，有許多人還嘲笑他。
原先，他以為這些國家是俄羅斯必須學習的文明國度，此刻讓托爾斯泰為之夢醒。因此，小說的結尾是充滿著一堆問號：「難道這樣的國家是自由的國家嗎？」「誰能為我下個定義，什麼叫自由，什麼叫專制，什麼叫文明，什麼叫野蠻？」
這樣的大哉問，隔了二十年後，竟轉化成個人存在意義的質疑。在托爾斯泰的《懺悔錄》裡，化為以下的一連串問題：「“你在薩馬拉省將要得到六千畝地，三百批馬，那很好，以後呢？”我傻了，不知道以後該怎麼考慮。或者當我開始思索怎樣教育子女的時候，我會問自己：“目的何在？”或者當我議論別人怎樣才能謀得幸福的時候，又突然問自己：“這關我什麼事？”或者當我想到我的作品為我贏來榮譽的時候，我又自言自語地說：“好吧，你會比果戈里（N. M. Gogol）、普希金、莎士比亞（Shakespeare）、莫里哀（Moliere）更有名氣，世界上沒有別的作家能趕上你，那又怎麼樣？．．．”我一個字也回答不出來。」
如此之危機，使得托爾斯泰做出與列文一模一樣的防範，免得不小心結束生命。這之中，他曾消極地羨慕一字不識的農民，好似他們沒有這樣的苦惱。托爾斯泰這樣生活了一兩年，終於出現了轉折。那是，與那些坦然接受貧病折磨，但仍懷抱信心生活下去芸芸眾生的相處。他說，「我們這一類人，既有錢又有文化的人，我們的生活不但使我厭煩，而且已失去了任何意義。我們的言談舉止以及科學、藝術，在我看來完全是兒戲。我明白，不能從這些地方尋求人生的意義。我認為勞苦民眾創造生活的行動，才是唯一真正的事業。於是我明白，這種生活中是真正存在著意義的。我承認這一點。」[2]
托爾斯泰進一步意識到，自己過著像寄生蟲般的生活。腦力活動的極限，使他決定和勞苦大眾共同勞動（而這，在列文與農民一起割草時，就已有所體會。）過去，靠著仰望天空減低自己的恐懼；而如今，「我已經不往頭上看了，因為我整個人越來越覺得，有了牢靠的支柱可以依託了。」（2009: 84）
四年後在《伊凡．伊里奇的死》（依據一位圖拉法院法官的真實故事改編），可說是《懺悔錄》的小說型式創作。「那愈益逼近的可怕又可恨的死，只有它才是真實的，其他一切都是假的」；而真心照顧伊凡．伊里奇的農民蓋拉西姆則早先就回應他，「我們大家都要死的。我為什麼不能侍候您呢？」
伊凡．伊里奇一直過著普通簡單的生活，因為生病後，開始自問「是不是我的生活有些什麼地方不對？」而當伊凡．伊里奇看著善良蓋拉西姆的臉時，才真正體會到「我這輩子說不定真的過得不對。」他並從他妻女與醫生中，看到了過去自己，「看到了他賴以生活的一切，並且明白這一切都不對，這一切都是掩蓋著生死問題的可怕的大騙局。」而最終在他臨死前一小時，由於兒子對他的傷心，而最終領悟一切。可以說伊凡．伊里奇的澈悟，正是托爾斯泰《懺悔錄》後的重生。
[1]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作家日記》中，批評這樣的「列文問題」。《安娜．卡列尼娜》第六部裡，列文與一起打獵的朋友，談及地主與農民不公平的付出與收穫，但列文又不願採取積極行動，最後結果是自問了「難道公正行動只能是消極的嗎？」然後又自我回應「那又怎麼樣？又不是我的過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正直的人需要真理」為名，責難列文這樣是，「不善於解決困惑他的問題」。
[2] 對比托爾斯泰心靈危機，穆勒（J. S. Mill）也曾在其《自傳》中，詳述一八二六年他的危機。而那是，資本主義背後運作的思想基礎功利主義價值，第一次遭到根本動搖。而最後，感受到自己對於別人的重要，如同小男孩馬蒙特爾，專注於家人幸福，使得穆勒從絕望的深淵中逐步站起（1957:87,91-92）。而這，是多麼不同於托爾斯泰，感慨於自己的寄生蟲生活方式，立志要向農民大眾學習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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