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自己，愛這個世界

參、後殖民論述的民主意含

當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結束，原本聯合國劃給巴勒斯坦的許多土地，被以色列軍事占領後，1969年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G. Meir）竟說：「看來沒有巴勒斯坦人這回事……他們並不存在。」於是，薩依德自許接下這個荒謬的挑戰，決定一分鐘一分鐘、一個字一個字、一英寸一英寸去解救，清楚地說出巴勒斯坦人被剝奪的歷史（Said, 2003, p. ix）。

這個荒謬其實也正照見了政治人性最黑暗的部份。一個經歷流離失所、可怕集中營苦難的猶太民族，其所建立的以色列，今天卻正步步蠶食聯合國分治計畫中畫給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僅剩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希伯來大學的第一任校長馬格內斯（J. Magnes）很早就意識到，如果把以色列侵略性的屯墾政策一意孤行下去而罔顧阿拉伯人的感受，雙方的衝突勢所難免，於是他說：「讓我們用更道德和更深刻的方式思考阿拉伯人問題。讓我們以他們的存在而不是他們的不存在思考他們」（Said, 2003, p. 7-8）。另外，在1979年薩依德所寫的《巴勒斯坦問題》著作裡，他就以巴勒斯坦人身分第一次公開表示：我們巴勒斯坦人必須與以色列的猶太人生活在一起、和平共存。因此薩依德並不能認同像伊拉克、葉門等阿拉伯國家，在1948年將國內的猶太人趕回以色列；當1956年埃及同樣將國內的猶太人趕走時，薩依德感歎說「沒有什麼比這更愚蠢又缺乏遠見了」（單德興譯，2005，頁304）。

在巴勒斯坦人切身痛苦的反思之上，薩依德1978年出版《東方主義》，深刻檢視西方世界在帝國殖民過程中的作為與其文化霸權。而在續篇《文化與帝國主義》裡，薩依德發現不管是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傳統，西方殖民者在面對被殖民者的態度上幾乎是如出一轍。正如《東方主義》一開始，他引用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之霧月十八〉的話語：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再現與詮釋。^[1]

一、社會主義傳統的盡頭與出路

許多人將法農（F.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一書比喻為，反殖民主義的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然而在薩依德《東方主義》的論述裡，馬克思關於被殖民世界的觀點與執行帝國政策行政官員的看法並無太大差別。薩依德困惑的話語是：「在東方主義的觀點籠罩之下，人類的同情心消失到哪裡去了？」然後薩依德自問自答地回應：「這個學術檢查體系，趕走馬克思的同情心，換上對亞洲人的新定義：這些人並未受苦，他們是東方人，要用不同的方式對待」（Said, 1979, p. 155）。

發表於1853年關於分析英國如何統治印度的文章，馬克思明確地表達在此之後社會主義傳統的關鍵訊息。^[2]為此，即使1917年後的蘇聯或是西歐透過選舉產生的左派政府，對於被殖民世界的苦難並無法真正推己及人感同身受，而這造成，在未來勞動力市場更加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世界裡進退失據。1991年的蘇聯崩解其實早有脈絡可循。

最早觀察到此一左派困境的是法國思想家韋依（S. Weil）。1936年2月的西班牙與同年6月的法國，左派都以人民陣線之名，經過選舉取得執政權。而在將近一年的法國社會黨總理布魯姆（L. Blum）執政後，是韋依對單一國家理想主義的終結。在1937年11月〈工人的境遇〉的文章裡，韋依列舉其調查報告指出：不同國家的工人狀況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與不平等，而那些工人狀況得到改善的國家，在國際競爭中會處於劣勢。據此，韋依認為當務之急是達成一個國際協定，讓一個國家取得的社會進步也能在其他國家引起相應的變革，否則，即使在某些國家取得的初步改革，也將很難在世界範圍內維繫下去（王蘇生、盧起譯，2004，頁592）。財政困難是布魯姆下台的主因，當他想推行國有化與社會福利政策時，他沒有辦法阻止法國資本家將錢匯出法國，外逃的資金將近600億法郎^[3]。韋依的此份調查報告，對比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國際資金任意移動的當代世界，實有著先見之明。

此外，薩依德在〈論惹內〉的文章裡特別推崇惹內（J. Genet）在1970與1980年代敢站在巴勒斯坦這邊說話，是最危險的政治選擇（Said, 2006, p. 85）。在阿爾及利亞對抗法國的過程中，身為法國人的惹內與沙特非常有勇氣地選擇站在阿爾及利亞那邊。但惹內告訴薩依德，沙特還是懦弱了些：由於擔心被指責為反猶主義，沙特在以巴衝突中還是選擇支持以色列（Said, 2006, p. 77-78）。

事實上，在法農對抗法國殖民阿爾及利亞的戰鬥中，生前最後寫下的《全世界受苦的人》，非常期待沙特幫他寫序，沙特也回應了法農的要求，寫下1961年著名的序言。然而在這篇序言裡，沙特是為法農所說的暴力辯護：「人們讀一讀法農是有益的；法農充分指出這種抑制不住的暴力不是荒謬的風暴，也不是野蠻天性的死灰復燃，甚至也不是一種怨恨的結果：這是一個人如何再創造自己」（Fanon, 1967, p. 18）。然而法農在書中卻是對為何產生暴力進行分析：「被殖民者決定實現這個計畫，把它變成動力，隨時準備使用暴力。被殖民者從其誕生起就清楚這個變得狹小的、佈滿禁令的世界，對他來說，只能通過絕對的暴力來進行訴訟」（Fanon, 1967, p. 29）。也因此，法農在聽完沙特為他寫的序後未作任何評論，他保持異常的沈默，最後他對友人說，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清楚表述自己的觀點。

從以上馬克思與沙特的例子裡，我們最終發現：沒有任何人可以真正地代表別人發言；甚至我們可以這麼說，在認識論上，他者即使再如何地好意、替別人設想，也都會產生倫理學上的主體越位。任何人都不能代表他者，他者必須由他們自己來再現與詮釋。然由於多數受壓迫者大都沒機會受到應有教育，因此不能說、不敢說、甚至不知該如何訴說自己命運。絕大多數不幸的人，被極少數金字塔頂端權貴越位發言，因此弱勢階級的文化遠未形塑，甚至還日益被削弱。^[4]在過去是歐美帝國主義的強勢殖民者文化，而今則是有購買力者的消費文化，普羅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仍遠遠落後，因此薩依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會特別標示英國文化研究者威廉斯（R. Williams）的重要。1989年，薩依德作為威廉斯紀念講座的第一位被邀請者，他選擇既批判又傳承威廉斯的道路。

威廉斯在《文化與社會》中，以文化代替文學，希望不斷拓展文化的定義，直到文化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幾乎成為同義（Williams, 1993a, p. 256）。另外，在《綿長革命》的文化分析中，威廉斯說明了文化的三種形式，特別是第三種的社會定義（Williams, 1992, p. 41-42），可說部份奠定了英國文化研究的理論基礎。然而正如薩依德所指出的，威廉斯在《文化與社會》裡完全不處理帝國經驗，這經驗的暫時被擱置，反應了威廉斯個人「情感結構」上的侷限。而威廉斯認為英國文學主要就是有關英國的理念，其實是間接支持與鞏固英帝國的殖民運作（Said, 1994, p. 14）。而這樣的侷限在《鄉村與城市》裡，由於威廉斯將英國城鄉分析漸次擴展到關於帝國主義的分析，在書的最後第24〈新大都會〉（1993b），終於才有了比較詳盡的說明。

薩依德在解析了康拉德（J. Conrad）《黑暗之心》的非洲內陸與《諾斯托洛摩》的南美洲背景之後，他同時告訴我們奧斯汀（J. Austen）《曼斯斐爾公園》背後隱藏了加勒比海殖民經濟支撐、威爾第（G. Verdi）歌劇《阿依達》的創作背景是埃及蘇彝士運河開通。另外，還有吉卜齡（R. Kipling）《金姆》的印度與卡謬（A. Camus）《異鄉人》的阿爾及利亞等等，薩依德告訴我們：在帝國殖民的同時，也將全世界最偏遠的角落聯結在一起（Said, 1994, p. 6）。

威廉斯的文化研究重心確實在英國，對於歐洲之外的其他世界，並無主體性的研究關照。即使多所保留，但薩依德依然明言，我們應好好遵循威廉斯所開啟的道路，將其國家英國，擺到世界的更大範圍地圖上（Said, 1994, p. 83）。而這確實是社會主義傳統的盡頭與可能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