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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的專輯封面

 

伍、薩依德的真善美人文主義

 

本文的緣起與架構,來自對薩依德生前最後出版的《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的閱讀。在該書的序言裡,薩依德特別提到「我一直想知道,人文主義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受到相當限制的、需要付出努力的領域,它如何與其他面向上的知識分子的擔當聯繫起來,……」(Said, 2004a, p. xvii)。本文即是以此「付出努力」為出發點,嘗試將薩依德的人文主義信念賦予真善美此一更大的哲學脈絡中。

1963年到2003年的四十年裡,薩依德一直都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英美比較文學的教師與學者。在《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書中,薩依德特別提及哥倫比亞大學的通識教育(liberal education,筆者按,準確應譯為自由教育)中有一設立於1937年的基礎課程〈西方人文學科〉(Western Humanities),每周四小時為期一年,所有各學院學生都必修的嚴格課程。長期身為這門學科的教師,薩依德經歷了擺脫這門學科的限制、與知識分子的擔當聯繫起來的歷程。

1967年以色列佔領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之後,薩依德開始了他「巴勒斯坦之音」公共知識分子角色。正如在他《論晚期風格》中所說開始(beginning)、延續(continuity)到晚期(lateness)的自我塑造過程般(Said, 2006, p. 4-9),薩依德將原本僅是在學院中人文學科學者,蛻變至一個更大脈絡的真善美人文主義者,從第一階段開始批評的真、第二階段延續民主的善以至第三階段晚期美學的美,清楚呈現在他著作等身的歷程裡。事實上,筆者在本文的第二章、第三章與第四章,正是嘗試詮釋這三階段的內容。

首先第一階段,關於認識論上對於真的批評,在本文第二章〈總體總是虛幻的批判觀點〉,主要提及薩依德在《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中以奧爾巴哈《摹仿論》沒有體系的論點對比曼《浮士德博士》總體嘗試的終究極限。事實上,支撐此一批判觀點,是從薩依德1975年出版的《開始:意圖與方法》裡強調,某種源初(origin)文化的不可能,真實的人類歷史,是由很多很多不同的世俗開始(beginnings)所構成;並且包括他在1983年《世界、文本與批評家》裡揭櫫的世俗批評,以及2003年《佛洛伊德與非歐裔》裡引述佛洛伊德(S. Freud)《摩西與一神教》的考證指出,被視為猶太教的奠基者摩西(Moses),不是猶太人而是埃及人。

接著第二階段,關於倫理學上的民主之善,在本文第三章〈後殖民論述的民主意含〉,主要提及不管是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當代民族國家,在一國之內的民主深化或是延伸到國際間國際互動上,任何國家民族主義的爭強好勝陷阱,特別是前面法農論述的剛擺脫殖民統治的新興國家如何轉化為人文主義發展路徑,是今天全球化時代所有國家都必須一起面對的難題。而這不只是薩依德切身感受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如何而能和平共存,法國如何應對阿爾及利亞、英國如何應對她的眾多前殖民地新興國家,以及今天世界唯一超級強國美國該如何學習與其他國家平等共處,事實上薩依德的《東方主義》與《文化與帝國主義》著作要旨,正是試圖鋪陳出這解放、啟蒙與共享的邁向他者民主人文主義[1]

民主之善的真正要義是,讓每個個體或民族的殊異性都能夠走向邁向他者普世性,正如薩依德引述賽沙爾(A. Cesaire)的詩句「所有種族在勝利的集合點上都會有一席之地」(Said, 2003, p. xi)。而確實今天許多被封為聖者的,曾是昔日邁向他者的反叛者:悉達多太子將婆羅門教種性制度轉化為眾生皆平等的佛教,孔丘將王公貴族的教育特權轉化為有教無類的儒家,以及耶穌從猶太人的猶太教轉化為普世信仰的基督教。

最後來到第三階段,關於美學的探討,亦即在本文第四章〈回到語文與音樂的美學〉,主要提及薩依德在《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的第三章〈回到語文學〉以及生命後期致力促成的西東詩篇管弦樂團,這是他融合前面真與善的美學實踐。本文認為,當一個人努力探索他在認識論上的批評之真、實踐他在倫理學方面相信的民主之善,那麼他就可以形塑他自己獨特的人文主義之美。薩依德一生人文主義的堅持,讓我們相信,民主與批判的美學人文主義確實可能。

1991年與2003年的兩次波斯灣戰爭,時間對照著薩依德同時罹患白血病以及過世。[2]這讓我們想起因為反對美墨戰爭而寫下〈公民不服從〉的梭羅(H. Thoreau),在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後與友人說:「我為了國家,心也生病了,只要戰爭持續下去,我的病大概也無法痊癒」(孔繁雲譯,1999,頁425),隔年45歲早逝。梭羅與薩依德的小我聯繫大我生平,至今依舊令人難忘。

愛爾蘭搖滾團體U22000年的專輯名稱《難以忘懷》(All That You Can’t Leave Behind[3],那彷若改寫薩依德時常轉述奧爾巴赫引用的十二世紀在薩克森的僧侶雨果(Hugo of St. Victor)美麗詩篇:

對一位實踐者的心靈來說,成就德性的開始,首先要學習一點一滴的、努力改變可見且變動的事物;在經歷如此鍛鍊過程之後,才能在最後將這些一起拋諸腦後(to leave them behind altogether)。

一個人若覺其故鄉是甜蜜的,那他仍舊只是一個纖弱的初學者罷了;而當他認為每一寸土地都是其故土時,則可算是強者;但當他將整個世界視為異域他鄉,則應就是完人了。纖弱的靈魂只將他的愛固著在世界的某一個點上;強者則將他的愛擴充到全世界;但完人最終卻止熄了他所有的愛(Said, 1994, p. 335)。

 

奧爾巴赫把僧侶雨果的努力實踐、甜蜜懷鄉、執著履行,以至此生無憾的過程,認為這「對於想要好好愛這世界的人而言,也是一條康莊大道」(E. Said & M. Said, 1969, p. 17薩依德在2003年雖然最終止息了他所有的愛,但他從纖弱的初學者巴勒斯坦出發,以至強者般將後殖民論述遍及到整個世界,他與威廉斯一樣,成為許多立志成為人文主義者的學習榜樣,即使雖不能至、但心嚮往之。

 

[1] 事實上,民族主義絕非是能夠邁向他者的民主之善,民族主義只有在一個國家遭到外力欺凌時才有其存在正當性。而令人遺憾的是,如今多數國族主義的概念,是一個神聖、不會犯錯的國家。英國的諺語還會說,無論好或壞,都是我的國家;而今天絕大多數的國家則走的更遠,已經不承認自己的祖國,有可能是壞,也可能會犯錯,沒有國家正義與否的討論空間。而薩依德早在《巴勒斯坦問題》裡,就提出巴勒斯坦必須與以色列和平共存的論述。

[2] 據薩依德兒子瓦迪(Wadie)轉述,其父親生命清醒的最後一天,一直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因為他覺得自己為巴勒斯坦人民做得還不夠。所有親歷這一不尋常場面的人都愣住了:「如果薩依德為巴勒斯坦做得還不夠,那我們又做了什麼」(Said, 2004b, p. 302

[3] U22009年推出的《消失的地平線》(No Line On The Horizon),筆者認為該專輯是,非常隱微地述說著巴勒斯坦故事。其中第八首「White As Snow」的歌詞中出現「Who can forgive forgiveness where forgiveness is not」,間接暗喻巴勒斯坦人如今流離失所,但受難者卻被責難;而最後一首「Cedars Of Lebanon」(黎巴嫩雪松),由於薩依德遺願是將其骨灰運回阿拉伯故土,灑於象徵和平與永恆的黎巴嫩雪松之間,因此這首歌應是獻給薩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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