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自己，愛這個世界

歐巴馬與薩依德

二、自由主義傳統的侷限與蛻變

薩依德在1993年接受訪談時，稱許羅素（B. Russell）與杭士基（N. Chomsky）的作為，並對比批評哈伯馬斯（J. Habermas）關於公共領域與現代性論述，是缺乏道德核心的空話（單德興譯，2005，頁305）。^[1]

有意味的是，在薩依德過世後，針對2003年伊拉克戰爭哈伯馬斯發表《分裂的西方》一書認為：美國公然違反國際法，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已使自己的規範權威頹圮於廢墟之中。哈伯馬斯並將美國如此走向單邊主義霸權的原因，歸結為美國承襲的是穆勒（J. S. Mill）的自由民族主義，而不是現在歐洲希望的康德世界公民主義（Habermas, 2006, p. 30）。

哈伯馬斯回顧過去國際法的制定過程，並期許未來的國際法可以取得大家的認可，特別是強權國家的遵守。他指出，傳統的自由民族主義國際法是由相同地位的國際法主體，也就是具有相同權力的主權國家所協定，而各個主權國家的自主性權力，並不會因其疆域、人口或政經實力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然而，獲得此權力平等的同時也付出相對代價，那就是，各國必須承認戰爭是解決紛爭的機制。因此在這個民族國家時代，許多所謂的自由與和平是透過軍事脅迫所達成的。但如此現實權力世界，對康德來說並不是理想狀況，在其1784年的〈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與1795年的〈論永久和平〉的兩篇文章中，康德即希望：各民族國家不應像在自然狀態中以戰爭解決紛爭，而是應該透過啟蒙，使每個人成為世界公民，從而促成世界的永久和平（Kant, 1970）。因此，如何從自由民族主義轉化為世界公民主義，是許多如哈伯馬斯等歐陸知識分子認為的當前要務。

另一位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是羅爾斯（J. Rawls）。^[2]羅爾斯不只參加1967年在華盛頓的反越戰會議，1969年在哈佛大學的春季學期裡，他還開設了一門戰爭問題課程。羅爾斯認為造成這場不義之戰的癥結在於財富分配嚴重不均，美國政治的運作方式，允許有錢人和大公司（尤其是軍火工業）通過其捐助政黨和政治組織去掌控政治競選。在總結反省1960年代之書的《一種正義論》，其36小節〈政治正義與憲法〉，羅爾斯如此論述：

從歷史上看，憲制政府的主要缺陷之一是，未能確保政治自由的公平價值，……資產和財富的不平等遠超出了政治平等所能包容的程度，而這些不平等在法律體系內卻受到普遍的寬容（Rawls, 1999a, p. 198-199）。

另一方面，由於1960年代造成美國社會的普遍政治化，美國人民更加積極表達他們對政府政策的不滿。這種情況，對於許多自許權貴菁英來說，這是無知民眾過度參與的民主危機，而這危機如不有效遏止將會在全世界蔓延。因此權貴們亟思，如何讓這些無知民眾重新回到對政治的漠不關心。在這樣的集體認知下，以美國大資本家洛克斐勒（D. Rockefeller）為首，在1970年代發起「三邊委員會」，由哈佛大學學者杭廷頓（S. Huntington）主導，召集美國、歐洲與日本三邊的保守派菁英，學習1916年美國總統威爾遜（W. Wilson）的「克里爾委員會」（Creel Commission）細膩宣傳手法（希特勒的宣傳機構即是以這個委員會的運作為學習榜樣），嘗試化解這一波民主危機。三邊委員會後來研擬出新的具體作法是：增加企業遊說力量與成立眾多右翼智庫，以此讓國會議員與國會法案依循其所設定的議題方向走。果然隔年1976年美國最高法院針對「巴克利訴瓦利奧」（Buckley v. Valeo）的判決中，即展現了企業遊說實力。美國最高法院最後裁定這個判決違憲，理由是立法機關設定政治獻金上限，會削弱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論自由。

羅爾斯對「巴克利訴瓦利奧」的美國最高法院判決深感不滿，認為最高法院把言論自由的一個邊際性權利，賦予了過於核心的地位，而如此，則等於把「民主看成是一種不同的經濟階級和利益團體間受控制的競爭，其結果則相當程度上取決於每一方運用其金融資源和手段（顯然是很不平等的），讓人們了解其欲求的那種能力和意願。……而若無對於維護背景正義的公共認知，公民們便會傾向於變得忿忿不平、玩世不恭和麻木不仁」（Rawls, 1996, p. 361, 363）。結果自此之後，美國的民主政治選舉成了政治獻金多寡的擂台賽，愈來愈多美國選民感受到，民主與共和兩黨主要都受到大企業獻金影響，一般升斗小民對政策法案根本無緣置喙，忿忿不平之後的結果是投票率日益下降。以致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投票率逐年降低到六成以下，而中間的期中國會選舉竟然低到四成以下。1996年的總統大選投票率甚至低於五成。^[3]

另外，在1995年羅爾斯回應哈伯馬斯關於其《政治自由主義》的論述裡，他困惑並大哉問「為什麼政治自由主義沒有更早一些建立起來：若政治生活中的理性多元事實是既定的，則提出自由主義的理念似乎就是一種很自然的方式。難道是這一學說具有各種為以前的著作家們可能會在我所沒有看到的地方發現的深刻缺失，而這一點導致他們放棄了這一學說」（Rawls, 1996, p. 374）？事實上，羅爾斯的此一謙遜的困惑，正是任何一位歐洲中心主義者在今天全球化後殖民時代終究必須正視的問題。政治自由主義沒有更早建立起來，正是不願面對後殖民新興國家可以獨立自主的事實。

薩依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裡，提及即使是具有高度反省能力的前美國總統卡特（J. Carter）也還是相當突兀地指出，西方社會對於整個去殖民化的過程，有一種相互毀滅的感覺。這種感覺引起西方人士重新思考去殖民化的整個過程是否必要：難道不是我們給予他們進步和現代化的嗎？難道不是我們曾經提供給他們秩序和某種穩定性，而那是他們始終無法自求的嗎？相信他們有能力獨立難道不是一種嚴重誤置的信任嗎（Said, 1994, p. 22）？羅爾斯的困惑與卡特的感覺，在在提醒我們，任何文明的強勢者是多麼容易陷入主體越位的陷阱中。

1999年完成的《萬民法》，是晚年羅爾斯嘗試跨出美國與歐洲，思考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如何和平共處的迫切課題。書中羅爾斯甚至想像一個理想化的伊斯蘭正派民族卡贊尼斯坦（Kazanistan）^[4]，這個非自由主義的民族如何與西方自由主義民族共同背書萬民法。事實上，羅爾斯是第一位西方自由主義傳統的思想家，真正將非西方民族國家當作可以平起平坐的主體，然後思考如何平等互動（哈伯馬斯的康德世界公民主義，依舊只有西方國家有主體性）。不過，羅爾斯若對世界歷史有更多認識的話，他是完全不須想像一個卡贊尼斯坦。正如薩依德曾經表示的：「我們每個大學裡的幾乎每一項中世紀研究計畫都照例忽略了中世紀文化的高峰之一，也就是1492年之前的穆斯林安達魯西亞」（Said, 2004a, p. 54）。

三、後殖民地理學的民主人文主義

後殖民地理學是指，過去人們思考問題主要僅在一國之內，然在經歷五百多年的西方殖民過程後，如今人們必須從全球化國際角度思考，才能掌握問題核心。前面羅爾斯從《一種正義論》、《政治自由主義》以至《萬民法》的蛻變，正是後殖民地理學必須獲得正視的時刻。

薩依德的空間思考，來自葛蘭西（A. Gramsci）的啟發。葛蘭西的文化霸權主要就是呈現在空間領域的爭奪上。正如薩依德所說的，盧卡奇（G. Lukacs）是屬於馬克思主義中的黑格爾（G. Hegel）傳統，其《歷史與階級意識》思考模式，是由時間與歷史來架構的；而葛蘭西的觀點則是維科（G. Vico）、克羅齊（B. Croce）的空間地理學轉向（Said, 1994, p. 49）。葛蘭西發現，即使在一國之內，理解南北義大利的分歧至關重要，他稱許戈貝帝（P. Gobetti）不只洞悉義大利的南北差距，同時提出必須聯合北方無產階級與南方農民的第一個知識分子。薩依德後來還引述布爾迪厄（P. Bourdieu）關於空間思考的重要：一個人只有對社會空間結構和物理空間結構之間的關係進行嚴格分析，才能脫離實體論者關於空間思想的錯誤（Said, 2004a, p. 83）。

這種不同地理空間的思考，轉換到國際後，展現的問題核心可能就不是先前馬克思同情心的如何被遮蔽，而是直接揭露一位捍衛言論自由的穆勒，如何也是一位將被殖民者當成非人的帝國主義代言人。在《文化與帝國主義》裡，薩依德兩度引用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中，關於英國與西印度群島的經濟往來，穆勒如何堅持，那只是上對下的城鄉交流而非平等之間的國際貿易互動（Said, 1994, p. 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