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自己，愛這個世界

西東詩篇管弦樂團

二、接受與抵抗的語文學

在《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第三章〈回到語文學〉，薩依德提到語文學就是對「語詞」（words）的熱愛，以及之後接受與抵抗的詮釋過程。薩依德特別提及那位思想最無所畏懼的尼采，總是標榜自己首先是一位語文學家。而在第四章對奧爾巴赫《摹仿論》語文學的推崇與導讀裡，薩依德正是要以奧爾巴赫對比前面正典論者令人驚駭的歧視缺陷。

奧爾巴赫提及世界的語文學問題是，在語文基礎擴大的過程中，需要將閱讀內容延伸到世界各地的文本^[1]（目前台灣出版的書籍，已有多大比例是來自世界各國的翻譯書），因此更需要仔細體會「閱讀」（reading）的接受與抵抗、甚至是歸屬與超脫的過程。

另外，斯皮策（L. Spitzer）的觀點是：「人文學者相信人類心智研究人類心智的能力」（Spitzer, 1948, p. 24）。雖然斯皮策是來自歐陸的美國人文學者，但他這裡說的並非僅是歐洲人的心智或是西方經典，而是普遍的人類心智。斯皮策有一種深深自覺的反省，認為並沒有任何標準指南，一個人必須自己做出決定並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他謙卑的開放心靈多麼不同於先前兩位卜倫的孤傲自大。在〈語言學與文學歷史〉接近同義反覆的細讀描述裡，斯皮策得出的是屬於自己個人的恍然大悟（Spitzer, 1948, p. 27）。斯皮策的細讀接受是一種美學人文主義的實踐表現。這個接受過程是通過反覆閱讀、奮力前行，抵達作者的內在整體、精神詞源。然而，如此美學的不可協調性在於，閱讀者認知到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保證這種聯繫的建立是正確的，唯一能憑藉的只有人文主義者對「賦予人類心智研究人類心智能力」的內在信念。

不過，這種內在信念太容易由對話走向獨白，特別是西方文化面對全球化的其他文化時，西方經典會被等同於普世正典，美國價值等同普世價值。目前國際唯一超級強權美國，其在國際上的作為就常自認為是正確而且準確無誤。在掌控幾位主導文化論述者的西方正典基調後，持異議的人文主義者，不是被刻意忽略要不就被潛規則告誡，回到自己的文本與本業，繼續把世界交給那些以控制這個世界為己任的決策者，然後重要的政策論述則讓智庫專家或新聞工作者來言說。而這些主導世界樣貌的重大政策主論述，如伊拉克海珊政權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阿富汗庇護下的賓拉登（O. bin Laden）是國際恐怖活動的幕後主導等，完全不須也不可經過人文學者的細讀檢驗。於是美國過去如何資助海珊與賓拉登用以對抗伊朗與前蘇聯的歷史一概被抹去，以此合理與合法化美國之後對伊拉克與阿富汗採取的軍事行動。薩依德就是這樣描述今天美國人文學者的困境與挑戰。

因此透過《摹仿論》，薩依德陳述著，即使再卓越的作品最終都會抵抗完全地被理解，因為再怎麼細讀接受而產生的一種批判理解，也都絕不可能完善。薩依德繼續將此一語文學的抵抗拉升到更深刻的意含，他引述鮑里爾（R. Poirier）^[2]的話說「只有當我們所說的東西是較為常見的，才能得到理解，所以我們就變成對抗語言的慣例。」鮑里爾認為：賦予文學的特性是，它邀請讀者進入與言詞之間的對話關係，而這種關係之強烈緊張程度在別的任何地方都是難以想像的；正是在語言中可以發現這種原始能量的痕跡，人類憑藉著這種能量把自己創造成自然界獨一無二的物種，他引述愛默生（R. Emerson）的觀點然後繼續詮釋：

當愛默生在〈論審慎〉裡說，「我們因渴望和對抗而寫作，也由經驗而寫作」，他的意思是說，當我們渴望說出一些新的東西，手頭的材料卻表明，只有當我們所說的東西是較為常見的，才能得到理解，所以我們就變成對抗語言的慣例，……事實上，要求我們順從的那些社會形式和文字形式，本身就是在反抗早先的慣例中創造出來的。甚至在現在看來陳腐或死亡的言詞中，我們也能夠發現曾經鼓舞它們進行轉型的欲望。任何言詞，在其意義的變換甚至矛盾中，證明了早先的相反用法；而正是這一點，鼓勵我們再次開啟它們，使它們產生更進一步的變化或轉折、比喻（Poirier, 1987, p. 138）。

順著鮑里爾以上論述，我們看到美國人文學者在困境挑戰之餘，也看到他們積極奮鬥的出路。

正是必須瓦解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海珊政權以及保護賓拉登的阿富汗神學士政權，成為常見被理解的主流論述，而這個論述又有嚴重選擇歷史失憶的語文學問題，因此我們就必須變成對抗主流論述的慣例，直到釐清海珊與賓拉登坐大，是不是就是美國自己的武器供應扶持。這是當代語文學隨時要應對的問題，也是美國知識分子的重大責任。因為美國是個民選的民主國家，美國知識分子對其公眾的發言，其影響透過民意變動可以改變政策決定者對外軍事行動的可能，並制止過去不當扶植提供武器的政策。也因此2003年3月在英美聯軍可能入侵伊拉克的緊張氛圍裡，薩依德會秉持這唯一希望說：「人文主義就是對習見的反抗，它反對任何形式的陳腔濫調和不經思索的語言」（Said, 2004a, p. 43）。

三、西東詩篇管絃樂團

加拿大鋼琴家顧爾德（G. Gould）在1971年致友人的書信中曾提及：「藝術在本質上是同現實世界相對立的一種體驗。在可能的最好的世界中，藝術將是多餘的」（魏柯玲、劉莉譯，1994，頁245）。

歌德（J. Goethe）的《西東詩篇》是第一位歐洲人接觸非歐洲的阿拉伯、波斯文化後寫成的詩集。1999年巴倫波因與薩依德以此著作為名，在德國威瑪集合以色列與阿拉伯年輕音樂家共組西東詩篇管絃樂團，以示致力於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相互了解。據薩依德描述：19世紀初一位參加西班牙戰役的日耳曼士兵帶回可蘭經給歌德，歌德看了十分震撼。他開始學阿拉伯文與唸波斯詩，並以認識他者為主題寫下《西東詩篇》。

然這個不被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歡迎的樂團計畫，一開始的工作坊課程是：白天由巴倫波因指導排練音樂，晚上由薩依德帶領討論音樂文化與政治歷史；而華裔大提琴家馬友友也應邀前來助陣。從這管絃樂團成形以至成熟的實例中，我們看到：比一般語言更為共通的世界語言──音樂，其在公共事務上所可能扮演的角色。薩依德認為，比起文學，音樂不需要明確表達思想，而同時可以在任何人之間產生非常親近的感覺。一開始前幾天，可以想像雙方對彼此的嚴重誤解與無知：以色列這邊難以想像阿拉伯人居然也會拉提琴與吹奏管樂；而對阿拉伯這邊則是，以色列只會對其進行軍事破壞，哪會有音樂生活。因此薩依德告訴我們，他永遠都不會忘記的一幕是：當一位吹雙簧管的埃及學生，依照巴倫波因指示，完美地奏出貝多芬第七號交響曲第一樂章中的A大調旋律時，以色列樂手臉上驚訝的表情。巴倫波因也如此繼續描述：這位男孩後來和一位以色列大提琴手共用一個譜架，他們試著奏出同一個音符、一起做某些事，就這麼簡單。而既然他們一起譜出那個音符，就不能再以往常的方式看待對方，因為他們已經分享了共同的經驗（Barenboim & Said, 2004, p. 10）。

此一樂團在1999年成功地跨出第一步，在雙方緊張的第一次合作中，其成果發表的曲目，選擇貝多芬酒神禮讚的第七號交響曲，有效舒緩彼此緊繃的情緒。而2003年當薩依德過世後，在巴倫波因所寫的悼文中我們才得知，他與薩依德都把這樂團的發展，視為彼此畢生最重要的志業（Barenboim & Said, 2004, p. xi）。

巴倫波因2002年首度造訪約旦河西岸主要城市拉瑪拉，在巴勒斯坦國會議員巴爾古提（M. Barghouti）的解說中，看到以色列在這非法占領區裡所進行的破壞，嚴重危害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安全。接著巴倫波因在一個禮堂，為台下巴勒斯坦年輕學子彈奏貝多芬月光鋼琴奏鳴曲，巴倫波因感慨地告訴我們：一位小女孩很高興地告訴他，他是她有生以來，看到第一位猶太人來這裡，不是士兵或開著坦克來傷害我們，而是帶來美好的音樂。2004年巴倫波因在以色列議會獲頒最高音樂沃爾夫（Wolf）獎項，在頒獎前一天晚上的音樂會，他同樣彈奏著月光奏鳴曲。

在領獎典禮上，巴倫波因當著以色列總統與教育部長的面，自省地引述以色列的獨立宣言，並慨歎今天的局面。他說：1952年，他們舉家從阿根廷遷居建國後的以色列，回想著獨立宣言裡致力國內所有各民族福祉的意含，不因信仰、種族與性別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並希望與周圍國家維持和平友好關係。而今，他懷著極大的失望要問大家：一，難道對另一個國家人民的占領與統治，與我們的獨立宣言相符合嗎？二，我們是一個有著長遠苦難與被迫害歷史的民族，難道我們的獨立必須建立在其他國家的痛苦上，而對其他人的基本權利與受苦情形無動於衷嗎？最後是，難道以色列可以繼續沈溺在意識形態且不切實際的夢想裡，而不去尋求一個，建基在社會正義之上，實際可行的人道方案。在DVD影片中，^[3]伴隨著月光奏鳴曲，巴倫波因繼續說著：我總是這麼認為，對於雙方衝突，不可能有軍事上的解決方案；為此我與已過世的摯友薩依德，集合我們與其他中東地區的年輕音樂家，致力於在音樂上的和解，因此，我將把獎金全數捐出給這些音樂團體。當演說結束，可明顯看到台上總統與教育部長李薇娜（L. Livnat）繃著臉沒有鼓掌，身為獎項主席的李薇娜後來上台表達，遺憾巴倫波因竟選擇在這樣的場合攻擊自己的國家；而巴倫波因隨即上台回應，他沒有攻擊國家，而是引述我們曾有的獨立宣言理想。2008年巴倫波因獲得巴勒斯坦公民證，他也因此成為第一個同時擁有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公民證的第一人。

在西班牙支持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積極配合下，2005年的約旦河西岸拉瑪拉「西東詩篇管絃樂團」音樂會，終於從構思付諸實現。根據英國衛報記者伊郡斯（C. Higgins）在隔天8月22日的報導表示：這是歷史性的一天，很少會看到一場音樂會竟是在軍隊與半自動步槍的保護下進行，然而團員們的氣氛卻是輕鬆愉悅。而音樂會舞台兩側，則貼著薩依德的巨幅肖像照。而當音樂會主要曲目貝多芬命運交響曲結束後，瑪麗安代表薩依德發表感言，隨即則是巴倫波因的致詞，他說：

在音樂中，其實已充分表達了我所想要表達的。不過，我還是想告訴大家，在台上的這些年輕音樂家可是懷抱著無比的信心與勇氣，在這裡完成演出的。1999年我與薩依德共組這個樂團，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讓大家彼此相互諒解與理解，這是人道的與團結的訊息，而非政治性的。而這將可帶來巴勒斯坦人與這地區所有人需要的自由（台下自發地響起熱烈的掌聲）。我一再重申的想法是：對於衝突，絕對不可能有任何軍事上的解決方案。而同樣的信念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這兩個民族的命運早已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裡是兩個民族而不是一個，彼此幾乎在各方面重疊不可分；因此，我們的目標與職責之所在是，找出我們可以彼此和平共存的生活方式。而這，不只是我個人的信念，同時也是我們所有團員的共同想法。最後，我們將演出安可曲──艾爾加（E. Elgar）謎主題變奏曲中的「獵人」。

2005年之後，樂團仍繼續努力，2007年原本希望能到迦薩走廊演出，但最後因以色列阻撓未能成行。2008年該樂團被聯合國賦予聯合國和平大使任務，為此，巴倫波因在當年國際人權日前夕，直稱西東詩篇管絃樂團為「主權獨立共和國」，並告訴大家，其團員的相處模式足堪中東地區所有國家的楷模。另外，原本2009年樂團計畫在耶路撒冷舉辦「巴勒斯坦文化嘉年華」，但仍遭到以色列攔阻。

瑪麗安在伊斯坦堡舉辦的2007年紀念薩依德研討會上，特別提及學者華爾娜（M. Warner）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一次討論會上的談話，華爾娜認為「西東詩篇計畫就是薩依德的晚期風格」（M. Said, 2008, p. x）。另外，華爾娜也在2010年的《倫敦書評》上發表〈未竟之時〉（In the time of ‘Not Yet’），提及該樂團至今仍未能繼續在以色列與耶路撒冷演出，是有志者事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