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自己，愛這個世界

劉曉波

當代將後殖民地理學發揚光大的是在紐約市立大學任教的哈維。哈維發現只要有利可圖，資本的空間選擇絕對不會排斥社會主義國家。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中，哈維指出新自由主義如今可以所向披靡，除英國柴契爾夫人（M. Thatcher）與美國雷根（R. Reagan）的主導之外，沒有1978年中國鄧小平的朝向市場化政策是不可能達成的（Harvey, 2005, p.1）。事實上，正是鄧小平1978年後讓幾億中國勞工加入世界勞動市場，才讓跨國企業可以跨越國界為所欲為的關鍵。而在2016年《世界的邏輯》〈引言〉裡，哈維再次跨國詮釋，2008年美國金融風暴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正是中國大規模城鎮化和固定資產投資拯救了世界經濟。在2008年之後，中國透過人民幣的債務融資，消費了全球60%的銅與半數以上的鐵礦和水泥。然而2012年開始的房價下跌使得中國債務急劇升高（不過，中國只要啟動自己的印鈔機，即可像美國一樣脫困），以及獲利資本的大量積累無處消化，使得中國現正進行的兩大新計畫，讓哈維深感憂心：一個是在國際間推動的一帶一路計畫，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另一個則是以北京為核心的京津冀協同計畫，在總面積與美國肯塔基州相似的共約1.3億人城市群裡，進行交通和通信建設，讓資本有帶有路繼續擴展。

哈維理解資本希望繼續積累再生產的特性，但他對中國資本即將強烈改變世界地貌，表達高度疑慮。他自問：究竟是否應該繼續這樣的路徑，還是應該從根本上遏制甚至消除無限度資金積累的動機。同時他也自我回應：中國這種城鎮化的方式並不可取，無論是出於社會、環境、美學、人文還是政治角度。在這種吞噬一切的發展面前，想要保持個人或集體的價值、尊嚴和意義，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反而會造成人性與環境最深層次的疏離（周大昕譯，2017，頁xvi-xxi）。

哈維對人性與環境的疏離憂慮，加上資本會朝向無止境的複合成長，這三項危機正是他在2014年《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1]中，最後三個會成為危險的矛盾。在該書結語〈幸福但有爭議的未來：革命人文（人道）主義的希望〉裡，哈維轉述了法農關於民族主義的困境論述：「如果我們不解釋、豐富和深化民族主義，如果民族主義不迅速轉化為一種社會和政治意識，不轉化為人文（人道）主義，它將走入死胡同」（Fanon, 1967, p. 165）。

誠如薩依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書中所說「假如我所以如此經常引用法農，乃是因為我相信他比任何其他人更戲劇性地、決定性地表現了從民族主義獨立的藩籬到解放理論領域的巨大文化轉移」（Said, 1994, p. 268）。法農認知到阿爾及利亞在未來脫離法國後，將會產生民族主義資產階級路線與民族如何真正解放路線的區分，而前者則會在破除殖民壓制同時，自動建立起另一個剝削系統。因此，薩依德說「法農是反帝國主義的主要理論家中第一個了解到，正統民族主義會追隨帝國主義所開闢路徑而行的人，當帝國主義公然將權威轉讓給民族主義資產階級時，它真的已擴充其霸權」（Said, 1994, p. 273）。薩依德為此感嘆阿拉法特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因為阿拉伯民族主義而選擇支持伊拉克海珊（S. Hussein），讓他進退失據，從而使他後來必須與以色列、美國簽下奧斯陸和平協議，以重新取得巴勒斯坦主導權。而《文化與帝國主義》上述法農論述，正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寫下。奧斯陸和平協議此一被薩依德痛斥為巴勒斯坦人的「凡爾賽條約」，不只讓他與阿拉法特正式決裂，同時深切體會法農早先所認知的，被殖民者如何從獨立自主民族主義走向人文開放的民主主義的艱難。事實上，不只海珊、阿拉法特如此，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以至今天中國領導階層也難以跳脫此一艱難窠臼，被壓迫者太容易以正統民族主義追隨過去帝國主義相同路徑而行，而這正是法農所不樂見的預見。

毛澤東試驗的文化大革命解放路線，沒有人文主義，更不要說民主人文主義；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四個現代化正統民族主義路線，依舊排除了魏京生要求的民主現代化。在經歷胡耀邦、趙紫陽之後，江澤民、胡錦濤以至今天習近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目前竟走向「最資本」的新自由主義道路。胡耀邦階段是最有可能漸次實現民主人文主義的，但為何幕後影武者鄧小平會最終否決？^[2]相信這不只是魏京生、王丹與劉曉波心中永遠的痛，也是哈維當前的擔憂。

劉曉波的零八憲章運動，即使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也無法改變之前鄧小平否決的路向。一直到2017年7月13日過世，近七年劉曉波都不願選擇放逐離開中國，從軟禁至過世他都平和應對。^[3]是否他後來也感受到這個巨大轉型的困難，相信這不僅是中國問題，同時也是普世問題。^[4]誠如法農所說，如何讓解放以其真確的本質，發展成超越民族意識的社會意識？民族主義意識太容易導向僵固教條的發展，當殖民者最後一個士兵離開後，被殖民者要能立即蛻變成具有真正社會意識轉型的解放國家是相當困難的。正如泰戈爾（R. Tagore）早於1917年《民族主義》中就提到，印度對此的回應不該是提供一個爭強好勝的民族主義，而是如何在此之上的創造性解答（Said, 1994, p. 215）。

或許如韋依觀察到的，泰戈爾的創造性解答可以是達成一個國際協定，讓一個國家取得的社會進步也能在其他國家引起相應的變革，否則，即使在某些國家取得的初步改革，也將很難在世界範圍內維繫下去。因此今天民主人文主義，絕不可能單靠單一國家可以自我實現，透過後殖民地理學的資本跨國移動，讓我們更清楚這整個新自由主義讓「全世界資本家聯合起來」遠比「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容易的多（趙汀陽、德布雷（R. Debray），2014，頁112）。有意味的是，薩依德《文化與帝國主義》與哈維《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共同引用法農在《全世界受苦的人》裡的一段話：「為此，首先必須歐洲人決定醒來，動動自己的腦子，並停止玩那不負責任的睡美人遊戲了」（Fanon, 1967, p. 84）。

如今應該不只是歐洲人，而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要一起覺醒起來，才有可能改變現實。這是人文主義者何以主張，每一個人都要學會獨立自主之民主真義所在。^[5]

肆、回到語文與音樂的美學

1969年薩依德翻譯奧爾巴赫於1951年就寫的〈語文學與世界文學〉，其中奧爾巴赫認為世界文學的概念在實現的同時也毀壞了。當體悟到巨大總體不可能全然理解之際，於是便轉趨專門研究。然而將自身限制在某一專門領域，是不足以成為一位優秀的專家，於是奧爾巴赫自問「一個人如何能有一種既學術又綜合的世界文學語文學呢」（E. Said & M. Said, 1969, p. 9）？奧爾巴赫的自答是，語文學的家園已不再是單一國家而是整個地球，而語文學者繼承最珍貴的傳統仍是自己的民族文化與語言；但只有這個學者先脫離自己的傳統，然後再超越它，這一傳統才具有真正的活力。此外，比起語言文字，音樂更能直接觸動人心，如巴倫波因所說，音樂揭露宇宙中人類一體的實相；或如薩依德所說，當音樂響起時，所有世俗的國家、階級或身份都會被拋諸腦後。

在《文化與帝國主義》書中薩依德陳述兩種思考模式：一為直線規約，一為對位遊牧，他並推崇第二種思考模式，是理解人類歷史的較好角度（Said, 1994, p. xxv）。前述奧爾巴赫的先脫離傳統、然後再超越的語文學，正是薩依德所推崇的對位遊牧思考模式。不過，可惜的是即使今天已進入世界文學語文學時代，但由於幾百年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優越心態，所以就像維科在其《新科學》中所說的「由於人類心智的不確定性，每當它陷入無知的境地時，人就會把自己當成萬物的尺度。」（Vico, 1999, p. 75）許多美國人文主義者承續的西方正典論思考模式卻是直線規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