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在巴塞隆納的哥倫布雕像
一、獨白而非對話的西方正典論
薩依德很早就認為，西方人文學科與我們的傳統、最偉大的著作等號應該取消，因為還有其他傳統的人文學科。這個由白種人男性獨白，不願與其他族群、性別對話的人文傳統，也就是西方正典論的論述，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危機、1960年代多元文化洗禮（如法農所說「希臘羅馬雕像正在殖民地破碎」），以及哥倫布（C. Columbus）到達美洲500週年的1992年省思後，已經無法再像過去一樣停留原地。
（一）艾略特（T. S. Eliot）的荒原
薩依德對艾略特的評論，有可能是本文認為唯一需要斟酌的。正如阿多諾在哲學與音樂上拒絕被理解一樣，艾略特是文學上的另一個阿多諾，等待某天、某地、某人能完全了解他寫作的原意。艾略特是一個深受歐陸基督教文化影響的道地美國人，但他卻對英美經驗實證論徹底排斥。艾略特不滿英美社會的集體驕傲自負，認為那是一整套拋棄倫理學的經濟學，其不道德的自由主義競爭機制將會導致戰爭。有人覺察到艾略特是文學上的布爾什維克：他對傳統的重視與強調，是表面上的保守反動掩飾他本質上的基進。
1922年來自大西洋兩岸的喬伊斯《尤利西斯》與艾略特《荒原》先後出版，共同指向西方文明主導地位的結束。艾略特眼見黑暗並無止盡，於是回歸過去傳統，自許為孤獨的精神貴族。薩依德依據1934年艾略特在維吉尼亞大學的演講，批評此一精神貴族式的人文主義：
這些著作給我們提供了一幅荒蕪、無聊的全景圖。除了用一道道牆壁把文學、藝術世界隔離開來之外，這一正統學說強調文學的形式性（也許處於高度現代主義的誤讀過度影響下），並且強調設想中的那些極其純粹的作品所提供的精神性和救贖性的改善。文學和人文主義所尊崇的是近乎神聖的、田園牧歌般的過去，既不是創造歷史、也不是改變歷史的過程（Said, 2004a, p. 17）。
我們設想，是什麼樣的時空背景讓艾略特做出返回精神性和救贖性的改善，要把自己從事的創作與現實世界隔離開來。1918年凡爾賽和約對德國的極度苛刻，讓艾略特非常不滿。《荒原》的悲觀絕望間接預示著，這樣的荒原土壤上有可能培育出宣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萬能方子」的狂人出現。在無法挽回現實的情境下，1929年〈關於人文主義重新考慮後的意見〉中艾略特試圖釐清這樣的人文主義：「人文主義只對極少數的個人有效。這些個人是文化使他們團結在一起，而不是由於他們贊成一個共同的綱領或宣言。這樣一群『精神貴族』沒有使那些『世襲貴族』聯繫在一起的經濟鈕帶」（李賦寧、王恩衷譯，2012，頁285-286）。
艾略特這樣的文化菁英論，再加上他反對各國文化混雜，讓薩依德覺得此路不通。但艾略特反對混雜的初衷是希望確保世界各地文化的多樣性，他擔心混雜後將讓各種文化的差異性消失（如今天全球化都市的日趨一致性），因為一個國家既不能消極地接受外國文化，也不能將自己的文化強迫別國接受。也因此，艾略特只會推論出僅屬於西方自己的經典，與接下來兩個卜倫（Bloom）以西方正典獨尊截然不同。
（二）艾倫．卜倫（Allan Bloom）的說教
前面提及1960年代強調文化的多元讓更多美國人積極表達自己的意見。在此之前，原本主流世界是白種人男性主導。而在這十年中，在為己存有而非為他存有的思潮帶動下，黑人起來要求平權，然後女性、性別認同等弱勢族群也起而要求平權。原本一元的社會價值觀，逐漸轉變為多元分呈景象。
艾倫．卜倫的《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正是對此一平權潮流所進行的反擊，正如為該書寫序的貝婁（S. Bellow）（197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會屈尊紆貴地反諷說：讓我看看祖魯人的普魯斯特或非洲的托爾斯泰（L. Tolstoy）在哪裡。艾倫．卜倫認為人文主義大門一直向各種不守規矩的個人主義、聲名狼藉的時髦花樣和不受尊敬的知識敞開，結果造成真正的人文主義喪失名譽。於是，他開始進行一種簡化式說教，告訴大家什麼該讀、什麼不該讀，什麼有文化、什麼是沒文化。另一方面從1920年到1970年，美國人口增加了一倍，但大學的數量卻增加了十倍。這迅速膨脹的大學教育體系，將過去獨立於體制外的知識分子納入其中，結果是1960叛逆世代被體制收編，美國大學大都成為左派思潮的大本營。也因為這樣，才會讓艾倫．卜倫認為大學本身就是個問題，走向了封閉的美國精神；因為在他看來，大部分大學迎合這個時代的放縱物質主義、大眾化潮流以及輕率多變、不道德的趨向。
事實上經歷1960年代之後，美國白種人男性在人口比例上逐漸下降。除了黑人有了具體平權、再加上日益增多的西語裔人（Hispanic），無怪乎艾倫．卜倫的話語會轉為一種心智上的倒退說教，無視於美國本身就是一個移民社會。而人口比例日益增加的黑人、西語裔人、亞洲人等，為什麼不能擁有等比例不同文化上的呈現呢？就薩依德的觀察，任何一個人文主義的重大成就，無不與那個階段的新事物，有著重要的關連。他以巴哈為例，巴哈作品之所以成為德國複調藝術的最高經典，正是它接受當時最新法國和義大利舞蹈風格影響之開端。
而不只美國，歐洲地區也朝著同樣的趨勢前進。今天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已經永久改變了英國、瑞典、法國、德國、義大利與西班牙等國家（特別是大都市）的整體面貌，2016年5月倫敦甚至選出來自巴基斯坦信奉穆斯林的移民後裔可汗（S. Khan）成為市長。自從西方世界向全世界要求商品自由流通、反對鎖國的保護主義後，不管在說理或道義上，當然也不能阻止人員的自由流通。然而排外的反移民問題，如今變成西方世界的重大關鍵政策，重新洗牌過去左派、右派之間的分野。目前城市的接受移民與鄉村的反對移民，成為西方多數國家的普遍難題。2016年11月，標舉反移民大旗的鄉村美國選民，將充滿爭議的川普送進白宮。
（三）哈洛．卜倫的憎恨
對比前面兩位的言說應對，來到哈洛．卜倫的《西方正典》就成了徹底的獨白。在《西方正典》中，哈洛．卜倫直接跳過古希臘荷馬，以莎士比亞（W. Shakespeare）為正典核心，列舉了26位作家的作品作為整個西方正典的代表。哈洛．卜倫並以殊異性（strangeness）為其正典指標：「能為一部文學作品贏得正典地位的原創性其指標之一是一種殊異性，此殊異性若非教我們無從完全吸融，便是化為天然既成之貌，使得我們感覺不到其特異之處」（高志仁譯，1998，頁7）。而究竟如何感覺到殊異，全由這位長期在耶魯大學任教的哈洛．卜倫說了算。2000年出版的《如何讀，為什麼讀》是哈洛．卜倫正典獨白的續篇，他以自己閱讀經驗為中心，進一步為讀者導讀哪些作者的作品可列為經典。
薩依德在《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裡，罕見地對哈洛．卜倫個人進行嚴厲批評：「哈洛．卜倫對人文主義經典的看法顯示了心智的缺席而不是精神飽滿的存在：他幾乎總是拒絕在公開演講時回答問題，他拒絕捲入其它爭論，他只是簡單地斷言、肯定與吟誦。這是自我吹噓，不是人文主義，當然更不是開明的批評」（Said, 2004a, p. 27）。促使哈洛．卜倫如此不顧他人的自我設定獨白，正是1992年哥倫布抵達美洲500週年所引起的討論。如此討論讓原本白種人男性過去賴以維持的根本支柱為之動搖，他們痛恨這樣的討論。而將此一內心忿恨轉而向外之後，就成了哈洛．卜倫所稱的，那些想要摧毀西方正典的各種流派為憎恨學派。
事實上從1992年開始，哥倫布紀念日（10月第二週的星期一）的爭議日益升高。哥倫布日有著白人殖民主義的意涵，讓美洲原住民無法接受。美國將哥倫布日訂為國定假日已有80多年歷史，加州柏克萊地區率先於1992年使用「原住民日｣取代，然後威斯康辛州、明尼蘇達州，以及華盛頓州的一些城市也跟著響應。而這一天到目前為止都仍是西班牙的國慶日。2015年5月當選巴塞隆納的女市長克勞（A. Colau）在那一天的社群網站上指出：「一個國家竟然會慶祝種族滅絕行徑，還動用80萬歐元進行閱兵，（我們）對此感到羞恥」。
西方正典論到了哈洛．卜倫這裡，我們或許更能理解班雅明所說的「沒有一份文明文獻不同時也是一份野蠻記錄」（Benjamin, 1968, p. 256），同時薩依德會說，是神學而非史學，才是這群正典人文主義的首席權威（Said, 2004a, p. 46）。薩依德甚至提醒大家，今天許多被封為聖徒的，常是昨日的異端反叛者。正典聖徒或是反叛異端如果不要只是成為無意義的形容詞，那麼回到他們言說語文的事實閱讀，是人文主義者所能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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