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自己，愛這個世界

一、反思馬克思思想的韋依

1933年8月韋依發表〈展望：我們正在走向無產階級革命嗎？〉（Prospects: Are we heading for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Weil, 1958/2001, pp.1-23），提及因為官僚主義的缺陷致使工人運動受挫。自此，韋依對於政治歷史的認知愈趨悲觀，甚至持續到她生命結束。韋依始終把批判蘇聯官僚主義的文章，發表在極左派的工會刊物中，藉此避免讓人覺得她與資產階級站在同一立場批評蘇聯（事實上，自1918年到1922年，蘇聯一直面臨嚴苛的內戰，這也是其走向官僚主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一封後來被找到的信件裡，韋依提及史達林對俄國革命的背叛。「當列寧後退時，他會說我們在後退，而史達林永遠只說前進。對工人撒謊永遠是不能原諒的。」甚至韋依還曾與托洛斯基面對面討論，問題環繞在目前俄國是否還是一個工人國家？韋依認為因為官僚問題，現在的俄國統治組織正在背叛工人。包括韋依等十四人簽名的〈我們位於何處？〉（Where Are We?）其中直指「這個官僚主義……正在指引著蘇聯的方向，不是向著消除國家權力的方向前進，而且繼續增加這個權力。……它建立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一種國家機器式的政體，……，從現在起，應當著手聚集一支有覺悟的、與俄國官僚政體斷絕一切聯繫的革命者隊伍」（王蘇生、盧起譯，2004，頁321、316）。^[1]

為此，韋依回顧馬克思思想，認為無論是當時或在那之後的馬克思觀點依舊是最好的理論。韋依認為馬克思成功結合了「創建科學的努力與反抗壓迫的鬥爭」，但創建這個學說的偉人在五十年前就過世了，他只能利用他的觀點研究他身處的那個時代，而我們應當做的是，學習他的路徑好好地理解當今新時代的新問題。如今新的挑戰是，官僚統治取代了資本統治（史達林到美國還非常讚賞該國生產線的優越）。而核心問題是，「是否任意將一個國家的工人組織起來，那麼這個組織就不會馬上滋生依附於國家機器的官僚機構呢」（Weil, 1958/2001, pp.24-35）？

在後來〈《伊利亞特》，或力量之詩〉（The Iliad, Poem of Might）及對希特勒主義起源的〈對野蠻的思考〉（Reflections on Barbarism）裡，韋依發現，真正決定歷史進程的是力量，而非馬克思所說的階級。即使今日我們都能覺察，官僚與資本都會形成有力量的組織，但人數占絕大比例的普羅大眾卻會因為人性弱點而流動弱化。普遍來說，底層人們只要一有機會都會想上升成為權貴，也因這個階級的卑微特性，人多卻往往勢弱。此時韋依已經意識到政治領域的悲觀，當她說著「如何組建一個不會產生官僚主義組織」時，她同時想著的是：政治的改變是微不足道的，只是一種壓迫替代另一種。

〈社會自由和壓迫諸原因之反思〉（Reflections Concerning the Causes of Liberty and Social Oppression）是韋依工廠勞動前夕的「政治遺囑」。儘管繼續說著，工人的美德是應當把事情做好，社會科學主要應當用來探討最少壓迫的可能。其後在轉向宗教的體會中，韋依提及〈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第二十裡的耶穌話語：「哪裡有你們之中的兩、三人以我的名義聚會在一起，我必在其中。」韋依若有所悟地認為：「誰都知道，只有在三、兩人之間才會有真正的貼心話。若是在六人或七人之間，那集體的話語就會開始佔上風」（Weil, 1973/2009, p.35）。韋依以上的憂慮是針對教會組織。然而這樣的組織是普遍存在於各個領域，包括各種團體與政黨等。當更多人形成組織時，就會漸漸質變為韋依對官僚主義的批評，甚至說組織永遠在背叛等重話。也許，對於組織的有效監督制衡，是目前人類可以想到的消極解決之道。

當韋依實際參與教育、政黨、工會與教會等各組織時，與其說悲觀地發現組織擴大的必然問題；倒不如說她在這些經歷之後，反璞歸真地回到其老師阿蘭（E. A. Chartier dit Alain）所說的，應將重心放在具體問題的思考上。

二、韋依思想的時代意義

馬克思《資本論》中提及，財富集中少數人但絕大多數人卻貧窮的資本主義運行法則，其徹底失衡終在1929年經濟大恐慌全然呈現。兩大後進資本主義國家德國與日本，分別在組織更完善的國家機器支撐下，面對此一困境尋找出路。德國先是加入歐洲多數國家的海外殖民，而希特勒崛起後，則進一步想學習古羅馬對歐洲的內部殖民；此外再加上日本在亞洲擴張的軍國主義，終於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一邊是1929年遭遇挫敗，全球資本主義開始尋求結合官僚的國家機器；而另一邊則是，勞工運動在蘇聯的支持下，左派人民聯合陣線在一些傳統歐洲國家取得執政優勢。1936年的西班牙內戰，即是這兩邊勢力對抗的縮影。

1936年2月的西班牙與6月的法國，左派都以人民陣線之名，經過選舉取得執政權。在西班牙，經過五個月的僵持之後，右派佛朗哥將軍在7月發動政變推翻民選左派政權導致內戰。這場西班牙戰爭，可說是經濟大恐慌的接續，同時也是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哨。蘇聯支持左派政權，法西斯主義當道的義大利與德國則支持佛朗哥，影響最後勝負的是法國與英國的態度。原本剛上台執政的法國社會黨布魯姆（L. Blum）首相決定援助西班牙左派政府，但遭到英國保守黨政府的強烈反對而最後選擇中立。

韋依對於布魯姆避免法國捲入西班牙內戰沒有批評，她本人則在該年8月進入西班牙巴塞隆納加入左派共和軍，但不到兩個月即因燙傷返回法國。然而當韋依得知共和軍這邊也進入戰爭的殘忍狀態時，她再一次提起關於官僚組織的問題。一場自發的起義變成有組織的戰爭時，革命就有可能被專制所取代。她甚至認為，如果佛朗哥沒有取得勝利，那麼西班牙有可能會變成另一個蘇聯。^[2]

而後將近一年的布魯姆執政，是韋依對單一國家理想主義的終結。在1937年11月〈工人的境遇〉（The Worker’s Condition）裡，韋依列舉其調查報告指出：不同國家的工人狀況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與不平等。而那些工人狀況得到改善的國家，在國際競爭中會處於劣勢。據此，韋依認為當務之急是達成一個國際協定，讓一個國家取得的社會進步也能在其他國家引起相應的變革，否則，即使在某些國家取得的初步改革，也將很難在世界範圍內維繫下去（王蘇生、盧起譯，2004，頁592）。財政困難是布魯姆政府下台的主因，當他想推行國有化與社會福利政策時，他沒有辦法阻止法國資本家將錢匯出法國，難以想像外逃的資金將近600億法郎[3]。韋依的此份調查報告，對比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國際資金任意流動的當代世界，實有著先見之明。

另一個讓韋依失望的發展是，即使是左派政府上台，法國對殖民地政策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為了確保捍衛阿爾及利亞人權益的「北非之星」哈吉（M. Hadj）不會被捕，韋依甚至去見布魯姆並得到承諾。可是後來接任布魯姆的左派政府還是逮捕了哈迪。這與稍早之前，甘地領導印度反抗英國，期待英國工黨政府的殖民政策會與保守黨不同而落空一樣，感到強烈失望。韋依警告說，歐洲遲早要對殖民地人民苦難不聞不問付出代價，事實上，希特勒的下一步行動即是要對歐洲內部國家進行殖民。

正如1934年決定去工廠勞動的重大轉折一樣，1938年之後韋依將主要心力放在被法國殖民的人民身上。事實上，早在1931年求學時在報章上讀到魯博（L. Roubaud）關於法國在越南的殖民作為時，她即無法接受法國民族主義的想法。甚至在勒浦伊教書時，無視校長阻擋執意要講述法國的殖民暴行。而此刻的韋依認為，殖民地問題與維護歐洲和平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法國人很可能因為他們對殖民地苦難的冷漠而遭到懲罰。她無法接受國人，對自己殖民地暴行（特別是阿爾及利亞與越南）的漠視，甚至認為歐洲未來是否能維繫和平，實與殖民地政策息息相關。

唯一讓韋依寬慰的是，歐洲目前面臨的不幸，會有助於殖民地人民命運的改善。歐洲各國目前最能體會有可能遭到希特勒的內部殖民，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同理心下，理應展現與希特勒對外政策的不同，從而修正原本對殖民地的不當措施。這是對抗希特勒未來可能的侵略，建立堅實的道德基礎。在〈法蘭西帝國殖民問題的新情況〉（New Facts about the Colonial Problem in the French Empire）中，韋依認為，由法國帶頭賦予殖民地自治是最佳辦法，而不要等到殖民地人民起義反抗。韋依想的更遠的是，自治可以使那些至今還不得不對各種壓迫俯首稱臣的人民獲得部份自由，而不會把他們推向狂熱的民族主義。自治同時可以使他們的國家避免重蹈過度工業化、走向國家主義甚至軍國主義的覆轍。韋依甚至夢想著，這將會使所有熱愛自由的正義人士，為法國作為自由泉源的存在而感到高興（Weil, 2003, p.70-71）。遺憾的是，韋依關於這一方面的現實烏托邦，離真實的政治現實還很遙遠。

韋依以上關於國際協定以及殖民政策的國際主義主張，對於今天因為新自由主義造成傳統民族國家競相破底競爭的困境，不僅早有預見，同時在那時代，提出相當前瞻的主張而今依然歷久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