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依思想的當代意義：
一種對新自由主義的古希臘史詩精神反思
王賀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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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日期：2014年10月26日；通過日期：2015年6月20日。
* 作者王賀白為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e-mail: w1103@mail.cgu.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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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王賀白（2015）。〈韋依思想的當代意義：一種對新自由主義的古希臘史詩精神反思〉。《傳播、文化與政治》，2:XX。
《摘要》
資本主義的資本統治與社會主義的官僚統治，在二十世紀末形成二合一的新自由主義，其所造成的民主被拍賣、生態惡化與貧富差距懸殊等問題，幾成當前世界難以承受之重。本文透過韋依思想的古希臘史詩精神，重新審視文明基礎，並嘗試說明：如果解釋世界的內容是封閉的，那麼改變世界的結果，將只是官僚統治取代資本統治，一種壓迫替代另一種。從古希臘、福音書到中世紀奧克文明，韋依認為其共同的史詩精神是，不相信逃避命運、不崇拜力量、不仇恨敵人以及不輕視不幸的人。生命後期的韋依，一直思考著人們如何戰鬥但人性依舊可以是純樸的行動。戰地護士培訓計畫以及起草義務宣言，正是在那黑暗時代裡，韋依思想的亮光再現。如今在新自由主義席捲全球時代，韋依思想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找到超自然真實的力量平衡。
關鍵詞：史詩精神、超自然真實、新自由主義
壹、省視當代文明基礎的韋依思想
在韋依[1]《扎根》（The Need for Roots）英譯本上，詩人艾略特（T. S. Eliot）寫了一篇序，提及是否贊同韋依觀點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與一個偉大靈魂相遇。艾略特同時感嘆當代從事政治工作者的滿口行話，離韋依在書中所提的種種訴求愈來愈遠。
不過，一生只及三十四歲的韋依（1909年至1943年），卻在其生命後期兩度提及，希望後人關注她的思想而不是她的生平事蹟。一是1942年寫給貝蘭神父的書簡〈最後思想〉（Last Thoughts），另一則是在1943年《倫敦手記》（Fragments, London 1943）裡的書信中。在8月4日的信裡（事實上也是她的最後遺言），對於大家在乎她本人而不是她的思想深感遺憾。韋依希望大家探索「她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而不是她個人苦行僧般的事蹟。而在前一個月的信裡，當她意識到來日不多時就開始掛念她那可能永遠不會被理解的思考。當她說堅信自己擁有一個「能傳給後人的純金庫」同時，雖然奔走各地的「戰地護士培訓計畫」一直未被採納，但她還是如此強悍地寫下：「我不會因此而有任何痛苦，因為金礦本身是不會枯竭的」（王蘇生、盧起譯，2004，頁931）。本文嘗試說明韋依自稱「純金庫」的思想即是古希臘的史詩精神。並以此對1980年代開始席捲全世界的新自由主義，其所造成的民主被拍賣、生態環境惡化以及貧富差距懸殊等問題[2]，進行古希臘史詩精神的反思。
令人好奇的是韋依一生著作從未以本名發表。我們今天看到的文字，都是後人幫她編撰的。如此純粹生命，韋依的傳記作者佩特雷蒙特（S. Petrement）這麼形容她，「沒有任何人可以如此英勇地，將自己的行動與思想結合在一起」（王蘇生、盧起譯，2004，頁2）。中譯者杜小真，則引述馬多勒（J. Madaule）的話說：「能夠改變生活價值觀的書是很少的，而韋依的書就屬這類。在讀了她的書之後，讀者很難繼續保持閱讀前的狀況」（顧嘉琛、杜小真譯，1998，頁xxiii）。
在閱讀韋依思想的過程中，這位兩次世界大戰時期活躍的女子，其與法國女性主義作家波娃（S. Beauvoir）早就交手對話過[3]；另外，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謬甚至在領獎之前，還特別到韋依居住過的巴黎舊址，駐足沈思以表敬意（余東譯，2014，頁2）。
[1] 韋依是二十世紀法國哲學家、社會活動家、神秘主義思想家。雖然其一生著述甚多，但從未以本人之名發表，因此其思想在台灣少為人知。但隨著其著作的陸續整理出版，聲譽日隆。1909年2月3日，韋依生於法國巴黎，五歲時就曾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線士兵沒有糖吃而拒絕吃糖。她於1928年考入高師，1931年取得哲學教師學銜，隨即被任命為勒浦伊市女子中學教師。 在那裡她明確表達對政府政策的不滿，向市政府公開表示對該市失業者的同情並以實際行動幫助他們。1933年她決定告假一年，希望能全面體驗工人生活，並在雷諾汽車廠找到一份工作。儘管她有嚴重的頭痛病，身體又虛弱，但她絕不允許自己的生活條件與車間工人有任何不同。1936年8月，她前往西班牙內戰中的巴塞隆納，與共和派軍隊一起對抗佛朗哥將軍，後來因為腳燙傷返回法國。1940年6月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離開巴黎，同年10月在馬賽暫居。1941年6月，經朋友介紹，她認識馬賽修道院的神父貝蘭（Le. R. Perrin）與梯篷（G. Thibon）。之後韋依住在梯蓬家裡，這期間參與農家體力勞動，幫助收成莊稼與葡萄，與此同時，她研究古希臘思想與印度哲學，並進一步體驗神秘主義，這些經歷使她寫下許多期待上帝的宗教文字。1942年6月，她離開法國抵達美國紐約、11月又轉赴英國倫敦，主要目的是希望能重回法國，籌劃執行其「戰地護士培訓計畫」。後來她在倫敦被分派任務，負責規劃未來法國如何復員計劃的要項之一，為此她起草撰寫，人類應承擔的「義務宣言」。由於韋依執意分擔法國淪陷區人們所經受的磨難，長時間地嚴格遵行食物配給以致嚴重營養不良。1943年4月她健康惡化，數月後與世長辭。
[2] 透過《綠色全球宣言》的整理分析，當前新自由主義所造成民主被拍賣、生態環境被破壞以及貧富差距的愈加擴大，作者伍汀（M. Woodin）與魯卡斯（C. Lucas）提出「在地化」的替代政策。
[3] 波娃在其回憶錄中，提及她與這位小她一歲的韋依對話經歷。一場大飢荒肆虐當時中國，波娃耳聞韋依得知消息後淚流滿面，波娃為此仰慕著韋依關懷全世界的心。「有一天，我找到機會與她接近，但我不知道該如何引起話題。她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宣稱，當今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那就是一場使所有人都有飯吃的革命。我也斷然的辯駁說：『問題不在於使人幸福，而是為人的生存尋找某種意義。』她以輕蔑的神情打量著我，說：『很清楚，你從未挨過餓。』我們的關係就此結束。我明白，她把我歸到『小資產階級精神貴族』那一類人當中去了」（Beauvoir, 1974, p. 239)。以上內容，也參考1981年出版的《西蒙．波娃回憶錄──一位嫻靜淑女的自傳》譯本，第230-231頁，這個中文翻譯本，應該是最早提及韋依事蹟的中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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