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自己，愛這個世界

三、其獨特的古希臘文明反思

從經驗世界面向超驗世界，韋依選擇了自己最親近的基督教。在知識的世界裡，她確信福音書是她嚮往的古希臘文明傳承，但同時也知基督教在稍後受到古羅馬的負面影響。韋依延續托爾斯泰的觀念，特別是其《天國在你心中》（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作，認為君士坦丁一世在公元313年頒佈的米蘭詔書（基督教不再遭受迫害），其後繼任者甚至將之定為國教，是基督教羅馬化的開始。韋依甚至指出，原本福音書繼承古希臘精神的內容，漸漸被逐一清空。而「逐出教門」的可怕懲罰，就是古羅馬文化帶給基督教的惡劣影響。

韋依對於德國納粹民族主義興起，加上隔年法國也掀起愛國熱潮，1932年寫了一篇〈關於愛國主義的幾點思考〉（Quelques réflexions sur le patriotisme）。她對愛國主義的歷史淵源，做了以下說明：「希臘人的愛國主義是美好的、人道的，不過，這種愛國主義是對法律的愛。只有當他們為自由而戰，只有當他們反對國內敵人比反對國外敵人傾注更多熱情的情況下，這個愛國主義才是美好的、人道的。……一個人的祖國，是他自由生存之所在……在法國大革命時，祖國這個概念被重新拾起。愛國者首先是本國貴族的敵人，首先是支持這些貴族的外國人的敵人」（王蘇生、盧起譯，2004，頁331）。韋依認為，在古希臘人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愛國主義顯然與我們今天有著極為不同含意。在前者那裡，愛國主義是公民對保障人身自由法律的熱愛；而在我們這裡卻是奴隸對奴隸主的熱愛。

另外在《扎根》中，韋依對此演變有更清楚描述。在〈拔根狀態與民族〉（Uprootedness and Nationhood）章節裡，韋依提及法國大革命的愛國主義獨特之處，就在其傳承古希臘時代的概念。透過強烈的「主權在民」思想，把過去臣服在法國王室的各界民眾融合在一起。許多人以前不是法國人，如今希望成為法國人，而其關鍵就在這主權在民的概念上。「於是，在法國有一個這樣愛國主義的悖論：愛國主義不是建立在對過去的愛，而是建立在對本國歷史最徹底的決裂之上」（Weil, 1952/2002b, p.109）。然而不到幾年，科西嘉的拿破崙又讓它質變回「主權在君」。由於拿破崙建立國家徵兵的現代軍隊與抽象的國家榮耀，愛國主義又從左派變回右派。民族之主權，原本是在人民，現在又轉回在君主統治者這邊。

因此，有關民族主權所指內涵為何？韋依指出，一位當代人與一位1789年的人，其之間的對話，肯定會導致一連串極富戲劇性的彼此誤解。如今現代觀念的國家，是一個神聖、不會犯錯的國家。而起碼，英國的諺語還會說：無論好或壞，都是我的國家。而法國則走的更遠，已經不承認自己的祖國，有可能是壞，也可能會犯錯。可怕的是，在現代愛國主義的表達中，已經沒有太多正義與否的可能討論空間，因為在民族主義的旗幟揮動下，自己的國家是永遠都不會犯錯的。沒有討論的前提或議題，只有服從的結論與命令。韋依這一部份關於愛國主義的說明，可作為劉曉波對於當前中國民族主義的批判，最為適當的補充。^[1]

貳、我們是否還保有古希臘史詩精神

有一次，韋依與友人談起對未來的擔憂，她擔心人類最終會喪失古希臘精神。在她看來，我們今天所有最好的東西無不源於古希臘的啟示。韋依提出一個非常獨特的西方文明觀點︰新約福音書是一部古希臘作品。而確實，舊約是以希伯來文書寫，而新約則是以古希臘文記載。甚至韋依說著「耶穌基督不僅是以賽亞預言的受難的人，是所有以色列先知宣稱的救世主，他還是古希臘人在幾世紀裡奮力思考的黃金比例」（Weil, 1957, p.161）。

韋依從古希臘、福音書與中世紀法國南部的奧克文明，詮釋出她非常珍惜、但明顯日漸式微的古希臘史詩精神傳承。〈《伊利亞特》，或力量之詩〉書末的文字如此寫著古希臘史詩精神核心：「當他們懂得不相信逃避命運、不崇拜力量、不仇恨敵人，以及不輕視不幸的人時，他們也許會找回史詩精神。但我很懷疑這一天會很快來臨。」

一、新約福音書是古希臘思想的傳承

在荷馬《伊利亞特》的敘述中，古希臘人對於特洛伊城的征服，並沒有引以為豪，反而從中思索人類處境的苦澀。有限世界的勝利光榮，卻無法掩蓋面對終極世界的空無。於是勝利後的整個希臘文明，竟是在沈思，如何搭建人類困境與神性完美的可能橋樑，呈現在希臘悲劇與柏拉圖的思想上。

有限的人們傾向以第一人稱，視自己為世界中心。勝利者更因為擁有這塵世的主宰權力，加強了這世界中心的感受。但任何有限個人的生命結束之後，那些過往雲煙的曾經勝利，又能代表什麼呢？於是反過來，一種直視戰敗者的苦難心靈世界，一種尊敬與驚呼這靈魂「承受苦難的潛能大到令人震懾地步」的悲劇創作，竟主要出現在古希臘伯里克利與英國伊莉莎白一世的兩個盛世時期。漢彌爾頓（E. Hamilton）更是在其〈悲劇的理念〉（The Idea of Tragedy）中這麼寫著︰「沒有一種尊嚴可以與受苦中的靈魂尊嚴相比擬，……，瞥見一個比我們生存其間的世界更深睿、更至極的真實境界」（黃毓秀、曾珍珍譯，1984，頁 9-13）。

而關於柏拉圖，韋依則認為他是荷馬到耶穌之間的秘教傳承者。不同於絕大部份哲學家努力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柏拉圖在其對話錄中，主要不是去討論這個想法是對或是錯，而是弄清楚這個想法究竟要說明什麼。也因為這樣，柏拉圖的主要工作是在對人類思想進行清點，在清點中發現矛盾。柏拉圖甚至認為，我們無法透過清點來消除矛盾，否則我們一定在說謊。柏拉圖確實傾向把話說一半，因為在其巨獸理論中，有限的人永遠不可能理解巨獸全貌。而當人們不可能認識真正完整的善，卻自視全然已知時，人世間的荒誕與不公主要正源自於此。

只有放棄自以為是的全稱思考，一個人才有可能真正明白人的認知有限，以及其他的人都是自己的同類。

韋依在1938年寫給貝爾（C. G. Bell）的信裡曾這麼說，「最美的詩歌，必須能夠真實表達那些不能寫詩的人的生活」（吳雅凌譯，2012，頁 329）。而我們應可順著韋依的論述如是說：最美的公共政策論述，也應是能為不能發聲者發聲。事實上，過去歷史以來，有多少人沒有辦法寫屬於自己的詩歌，有多少人沒有辦法為自己的處境發聲？因此當韋依說著，耶穌基督就是古希臘人冀求的黃金比例，其指的就是基督最後走向十字架的過程。耶穌為世人背上十字架，面向眾多難以發聲的平民百姓，然後對著無限大的上帝，最後殉道時說：「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這整個過程所形成的，即是一個傳承古希臘的史詩悲劇。

然而當前的新自由主義，對於不能發聲者的發聲問題，並不以為意。他們秉持新自由主義的市場信念，只重視前面20%有購買力人們的需求即可。至於其他80%絕大部份的一般百姓，是可以忽略的，更不要說那底層的20%人口。因此在市場上，這群底層人民根本無從發聲，也由於他們大都沒有機會受到應有教育，因此不能說、不敢說、甚至不知該如何說，以致無法書寫文字訴說自己命運。

韋依不僅表達新約是古希臘文明的傳承，甚至還直指舊約與新約的矛盾。在與朋友的書信中，韋依竟如此寫著：「我怎麼也無法理解一個有理智的人，怎麼可能認為舊約中的耶和華和新約中的聖父會是同一個人。我認為基督教的敗壞是由於受到了舊約和羅馬帝國的影響，而這個影響一直由羅馬教廷沿襲了下來。」（王蘇生、盧起譯，2004，頁 719）過境紐約時期，與朋友華爾（J. Wahl）討論宗教歷史她還這麼說，「我認為在創世紀中，一直講到亞伯拉罕的前十一章都不過是埃及宗教典籍的改頭換面。」（王蘇生、盧起譯，2004，頁 870）而這個談話幾乎提前預告佛洛伊德晚年著作《摩西與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的結論。因為經過佛洛依德考證後指出：被視為猶太教的奠基者同時也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摩西，不是猶太人而是埃及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