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自己，愛這個世界

伍、韋依思想在超驗層面上的當代意義

韋依一生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她的媽媽曾說，她女兒不到二十歲，就預感自己活不久。主要是令她時常痛不欲生的疑似遺傳頭痛病，讓她珍惜有限的生命。她也曾回應母親說道：「你不應該為我患頭痛病而懊惱，因為，沒有這個頭痛病，有許多事情本來我是不會去做的」（王蘇生、盧起譯，2004，頁157）。^[1]

韋依說，這世上讓人覺得神祕莫測的還是那些僅僅追求善的人。那真正完整的善是獨立於人的理解之外，有限的個人面對這超越經驗的善，是不可能企及的全然理解。然而擺在眼前的事實卻是，對於這個與知識教育高低無關的善，人們依舊有權接近、僅僅純粹地追求著。而最令人感動或神祕莫測的是，知道善的巨大難以企及，但屬於自己渺小的、必須履行這個善的義務時，許多人依舊是為所應為。

一、戰地護士培訓計畫

很多人知道韋依一直有奉獻生命的傾向，因此人們對於她從戰爭一開始到生命最後極力奔走的戰地護士培訓計畫，有著很深的誤解。這個計畫讓她從馬賽流亡到紐約，又從紐約輾轉來到倫敦。當美國白宮收到韋依的計畫時，其信的回覆是：一項有關血漿的最新發明，已經改善了在前線對傷員的治療。而在倫敦，當計畫送到戴高樂手上時，戴高樂的評語則是：「噢，她瘋了！」

這一整個計畫在其《倫敦手記》裡有完整的說明。韋依為那些在戰場上受傷痛苦的生命感同身受，認為對他們的快速搶救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他們能夠得到及時的救治，哪怕是很初級的救治，他們的生命或許就得以延續。至於那些傷勢極為嚴重，已經奄奄一息無法救治的傷員，把他們丟棄在戰場上也是不能忍受的。因此，韋依的計畫是培訓一些不怕犧牲，肯到火線上救治和搶救這些傷員的護士。而這計畫若能實現，韋依一定以身作則參加，同時明白這些參與的護士也大多會九死一生。雖然招募到這樣勇敢與溫柔兼備的女性並不容易，但韋依有信心可以找得到。

事實上，這個不被理解的計畫並不是韋依因為憐憫而想瘋了頭，而是在理想與現實上，對戰爭的一種積極意志回應。

在理想上這是想像力下的產物，後來在閱讀到〈薄伽梵歌〉時，她再次確認這個計畫的重要性。〈薄伽梵歌〉是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中的詩篇，是武將阿周與天神黑天，關於繼續戰鬥與否的著名對話。阿周以憐憫之心準備停戰，但黑天卻認為，他應履行職責繼續前進。韋依在面對無可避免的戰爭之後就主張迎戰，她引述黑天告訴阿周的話：「用某種方法作戰，並不會影響到，人依然是純樸的」。而這個戰地護士培訓即是，使用某種方式作戰，人依然可以是純樸的。

另外在現實上，韋依也提醒人們，道德因素在今日戰爭中有著何等重要的作用。希特勒懂得組織他的黨衛軍與空降傘兵隊，這些培訓就是挑選一些準備冒險，甚至不惜犧牲生命的人去完成一些特殊使命。在《倫敦手記》裡她認為：我們的敵人靠著偶像崇拜和艾爾薩茲式（ersatz）的宗教信仰走到我們的前面了，我們的勝利也需要同樣的激勵，但卻要更加的真實與純粹（Weil, 1986, p. 23）。韋依認為，我們不能照搬希特勒那一套（我們知道，日本在二戰後期的神風特攻隊也是如此），應該有自己相應的培訓。我們需要一種勇氣，不是傷害人的勇氣，而是在危難的時刻，伸出援手救助那些生命垂危之人的勇氣。戰地護士培訓計畫就是這個保護人的巨大勇氣計畫。

然她的計畫始終未能被理解與實現，最終病倒送至倫敦近郊醫院。應該說，韋依是聽任自己漸漸不吃食物的，在她看來，節省自己的那份口糧是她在生命最後能參與抵抗的僅剩行動。彌留之際仍不斷表示，她要分擔法國人的苦難，不能吃東西。

二、韋依在宗教上的超驗經歷

主要是經歷勞動的真實體會與過往對世界憧憬的幻滅，一次又一次地將她從有限的經驗世界拉向超驗的宗教領域。對韋依來說，或許最大的失望在於她意識到受壓迫者的群體本性，其中的人性卑微使她的同情心一再落空。

韋依雖是猶太人，然其成長過程卻一直處在「不可知論」的氛圍中。但在她生命晚期1942年，寫給貝蘭神父的書信〈精神自傳〉裡，卻詳細描述其與天主教的三次重要接觸。在這三次朝向宗教的過程中，讓我們得知這位原來的不可知論者，何以在1938年後會說，她感受到基督的存在。

第一次接觸是她在工廠勞動之後，1935年隨同父母來到葡萄牙，然後一人獨行到一個小村落。「在這個和我的身體狀況一樣悲慘的葡萄牙村莊，無論夜晚還是白天我都是獨自一人，……漁婦繞著漁船排成長隊，手裡拿著蠟燭，唱著古老的贊歌，聲音裡卻透出一種令人心碎的悲哀……在那兒，我突然間確信：基督教尤其應該是奴隸們的宗教，他們無法抵抗它，而我卻不屬於他們」（Weil, 1973/2009, p. 26）。然當時韋依還覺不屬於他們，但經歷奴隸般的工廠勞動後，韋依顯然已經有所領會。

第二次接觸則是1937年途經義大利那不勒斯。「當我獨自待在聖．瑪麗亞．德利．安琪兒（Santa Maria degli Angeli）那座七世紀羅曼風格的小教堂時，我感到一種無與倫比的純淨。聖弗朗索瓦（Saint Francis）曾在這裡祈禱。我感到一種強大的力量，生平第一次我跪了下來」（Weil, 1973/2009, p. 26）。第三次接觸則是1938年。那年11月當她頭痛病發作時，她背誦著赫伯特（G. Herbert）的〈愛〉。原本以為自己是在背誦一首美麗的詩，但韋依不自覺地發現那也是一種祈禱。韋依很明確地表示，當時感覺基督就在她身邊，那是比人的存在更為具體確定、真實的存在。韋依一開始難以置信這樣的事實，「我一直堅持認為，上帝的存在無法驗證，從來沒想到自己會有這樣的體驗，……我從未讀過神祕主義的書……是上帝的慈悲阻止我去讀那些書，如此更能證明，這次同祂的不期而遇絕不是我編造的故事」（Weil, 1973/2009, p. 27）。

1941年9月，韋依毋庸置疑已是基督信仰者，進行了生平的第一次福音書祈禱，以古希臘原文背誦〈主禱文〉（〈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九至第十三或〈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第二至第四）。「有的時候我剛剛開始閱讀，就感覺思想似乎從肉體中分離，來到外部空間中，沒有欲求、意識，只感到一個新的空間展開了。好像無限的認知空間又讓位給第二或第三層次的無限感知力量。……還有的時候，當我念誦經文時，基督就會現身，而且比第一次他在我面前出現時更加真實、動人與清晰」（Weil, 1973/2009, p. 29）。那主禱文的內容中，有來世彼岸的「願上帝的天國降臨」，而緊接在後的是現世此岸的「願上帝的旨意如像在天堂般在塵世得以實現」。而當韋依背誦這內容時，這天國與塵世的均衡移動，正是她一生思想的真實寫照。^[2]

原本韋依並沒有要將自己的神祕體驗對他人訴說，是在布思蓋（J. Bousquet）的信件詢問下首度透露；然後隔了兩天後，在寫給貝蘭的精神自傳書信裡完整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