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韋依的實際勞動經歷
早在學生時代，韋依即認為既是體力勞動又是勞心思想者，才是最完美均衡與擁有真實情感的人。高師畢業後，在從事教育工作與實際介入工會活動之時，她意識到自己並非屬於雙手勞動的人，總覺遺憾與不足。在實際經歷教師工作與多年渴望工廠勞動之後，韋依終於在1934年付諸行動。她曾與奧諾拉特（H. Honnorat）說︰如果自己不這麼做，就沒有資格在那個時代說話。韋依覺察面對現實問題，理論思考已經陷入困境；已有相當時日，她認為只有實際進入工廠勞動，才能得到真正的解答。
對於體力勞動，韋依經歷了兩個不同階段。第一個是非人性化，累得連腦子都不轉圈的現代工廠勞動，分別是1934年12月4日到隔年4月5日阿爾斯通（Alsthom）公司的沖壓工、1935年4月11日到5月7日在卡納和弗日（Basse-Indres Forges）工廠的高速運轉的生產線工，以及1935年6月6日到8月22日在雷諾汽車的車間銑床工。那個總也擺脫不了的思考習慣，到後來終於擺脫了一個抽象世界。韋依認為工人的真正解放只能從勞動本身出發，因此對現代機器除了效率之外，是否符合勞動者的人性要求才是至關重要。但令她難過的是，工廠勞動要求的是精神真空，要大家變成沒有思惟的機器人。她知道工廠是多數受壓迫者真正生活的地方，如何使之更有尊嚴、不須逆來順受，是重要關鍵。可是這一段時間的工廠歲月，不僅讓她烙下無法忘懷的奴隸記憶，同時更加強她政治上的悲觀。韋依認為，只要無法改變工人的從屬地位，生產過程依舊建立在被動的服從基礎上，那麼所謂的工人革命，反而會因為管理者從分散轉為集中，不平等與非人性會變得更為嚴厲。事實上，傷害工人們最大的，莫過於別人決定著自己的命運。「每當我想到布爾什維克的那些偉大領袖們，總在宣稱要創立一個自由的工人階級，可是他們中卻沒有人在工廠曾經做過工時，我就覺得他們的政治理論就是一個凶多吉少的玩笑」（王蘇生、盧起譯，2004，頁456）。
第二階段則是1941年9月到10月，在離馬賽不遠的葡萄園擔任農場女工。透過奧諾拉特認識貝蘭神父再認識梯篷，從而得到了這份收成葡萄的農場工人工作。韋依曾對梯篷這樣說：「對我來說，知識文化並不賦予一種特權。相反，它構成了一種令人卻步的特權，這是一個要承擔許多沈重責任的特權」（王蘇生、盧起譯，2004，頁761）。為此，韋依希望在一段時間裡用行動證明這一切，去承擔那些從來不享有這種特權的人，一生都在承擔的壓力。種沒有知識特權的工作壓力，正是芸芸眾生普遍的生活經歷。
這時期韋依的身體狀況，農場勞動對她已是負荷過度。但她依舊想著與農場工人同甘共苦，將勞累轉為淨化，甚至從中體會那獨特的生之愉悅。「我猜想我也許會因為身體的勞累而喪失才智。但我相信體力勞動是一種淨化，是對痛苦和屈辱的淨化。我們能在勞動中發現那種發自內心同時又能滋養我們內心的歡樂。這種歡樂是你在別處找不到的。」而後，即使同伴們看著韋依摘著葡萄後因為體力不支倒在地上，但她還是完成了每天工作八小時，且四個星期皆如此的工作，並且得到雇主的賞識，說她夠格嫁給農民。這是一個農民對城裡姑娘所能給的最高讚賞，韋依如是說。
在後期作品裡，韋依對體力勞動評價甚高，在〈內心愛上帝的幾種形式〉（Forms of the Implicit Love of God）有如下文字︰「體力勞動構成了同世界之美的一種特殊接觸，在最好的情況下，這樣全面充分的接觸在別處無可替代」（Weil, 1973/2009, p. 108）。另外，在《扎根》最後說：「於是，所有其他的人類活動：發號施令、在技術、藝術、科學、哲學領域中的合作等等，都亞於具有靈性意義的體力勞動」（Weil, 1952/2002b, p. 298）。
三、權利宣言外的義務宣言
在倫敦流亡的戴高樂，成立了許多委員會，其中之一是國家改革委員會正在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基礎上，準備起草一份新的宣言。由於韋依知曉這份新宣言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依舊環繞在「權利」上，為此她特別寫下比權利宣言更為重要的義務宣言。
這本未完成的著作是《扎根》，法譯英的書名是The Need for Roots: Prelude to a Declaration of Duties toward Mankind。這是韋依有感於法國大革命僅強調「權利」忽略「義務」（法文是devoir，英文是duty或obligation）的重要著作。書中韋依將義務置於權利之上，認為義務優先於權利，並且後者應從屬於前者。她認為：一項「義務」即使不為他人所承認，也無損於它的存在意義；但「權利」則不然，如果不被別人承認，則這權利一文不值。而1789年的人們，由於錯把權利當成最主要的價值依據，是今天許多問題的根源之一。
韋依進一步闡述權利的概念是善惡混雜的，因此擁有一項權利，意味著以此為名，其行善或作惡的雙重性；相反地，義務的履行則是純然的善。1943年8月4日在〈自由法國行動〉（Free French Movement）上刊登的新宣言中，韋依不僅列舉公民權利，同時提出一系列應盡的義務（Weil, 1986, p. 201）。
在〈抵抗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bellion）裡，韋依提議的「最高抵抗委員會」為戴高樂採納，並於1943年5月召開第一次「全國抵抗運動委員會」。不過，法國的「全國抵抗運動委員會」不是韋依原本的完整構想。她擬議的「最高抵抗委員會」是一個國際性組織，起碼是全歐洲的委員會。但戴高樂想著的依然是自己或是法國的權利委員會，他仍然無法真正理解，這是韋依全世界的「義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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