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世紀曇花一現的法國奧克文明
韋依在義大利佛羅倫斯寫作〈關於服從與自由的沈思〉（Meditation on Obedience and Liberty）中提到，雖然佛羅倫斯讓伽利略傳達力量概念，但是社會力量的概念卻仍未形成。社會組織結構看起來依然是荒謬的，因為歷史上大都是多數人臣服於少數人。韋依進一步省思馬克思主義，認為其從經濟範疇裡找問題癥結，依然無法解釋何以多數人甘願服從少數人而少數人能夠指揮多數人，人多往往勢弱（Weil, 1958/2001, p. 132-135）。
闡釋奧克文明的兩篇文章〈從一部史詩看一種文明的終結〉（L’Agonie d’une civilization vue à travers un poème épique）與〈奧克文明啟示何在？〉（What Makes Up the Occitan Inspiration?），韋依稱之為是〈《伊利亞特》，或力量之詩〉的續篇，有意識地從社會力量角度，比較荷馬史詩與奧克語史詩。
文中韋依認為，歷史上的文藝復興運動是一次虛假的文藝復興，人類當下的困境實扎根於這虛假的文藝復興。十三世紀的奧克文明才是真正的文藝復興，只可惜今天僅留羅曼建築遺跡。假設奧克文明沒有被消滅而能經歷到今，那麼誰知道今天的歐洲命運會有多大不同？直至今日，我們每人每天依然在承受這個苦果。對於古希臘羅馬、福音書、羅馬帝國影響下的基督教會、奧克文明以至文藝復興運動，韋依提出全然不同的另類詮釋。
傳統的文藝復興認為，人們以為只要背離基督精神，就能回歸古希臘精神，但殊不知它們是在同一地方。韋依認為，當下人類困境恰恰扎根於現代人文精神對古典精神的誤解，「如果說《伊利亞特》是希臘精神的最早顯示，那麼福音書則是最後一次神奇現身」（Weil, 1957, p. 52）。
古希臘人認識世界的現實，是由力量所主導。力會讓人變成物，即使是活生生的人，因為力的結構驅使，會早早成了物。這種現實，是人的苦澀，也是人的共同艱難。應對此一苦澀命運：古羅馬人崇拜戰勝者，以成王敗寇觀點書寫屬於戰勝者的歷史，他們輕視外族、敵人、戰敗者、庶民與奴隸，用格鬥取代悲劇；希伯來人則把苦難看成是原罪的標誌，在他們眼中，被征服的敵人是神嫌惡的人，被判定應去贖罪，這使得殘忍被允許乃至被視為無可避免。
在《伊利亞特》中，沒有人能逃脫命運，但也沒有人，會因為屈從強權而讓人看不起。而那些不屈從的人，會受到愛戴，但對他們的愛會很痛苦，因為他們隨時可能會被再摧毀。靈魂的屈辱無須掩飾，既不需要廉價的同情，也不會讓人看不起。悲劇可以觀察出，一個人承受苦難的極限。然而在這悲劇中，我們瞥見一個宗教之外（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屬於此岸世界更為深邃與極致的境界。而福音書正是古希臘的真正傳承。對希臘人來說，人生是痛苦與快樂的混合；而傳承到福音書中則是重負與神恩的混合。人被放逐到人世間，既體會著痛苦與重負，但也同樣能感受到快樂與神恩。神恩可以阻止靈魂受到力量強權的影響而墮落，但卻無法阻止這些靈魂受傷。但因為人類昇華的愛承受了悲劇重負，最終就像晨光一樣普照人類全體的苦澀。
雖然經歷古羅馬對古希臘與福音書的負面影響，但奧克文明竟然再現了強調價值、喜悅、平等與仁慈的騎士文明。那是一群自由人自願效忠主人。即使面對主教們的指責，認為圖盧茲伯爵與富瓦伯爵縱容清潔派（又稱阿爾比派）異端份子，但他們依舊不為所動地寬容所有教派，而各教派竟也沒有因為存亡壓力而相互指責對方。最令人感動的是，即使圖盧茲伯爵後來喪失了所有土地與財富，自由的亞維農人仍主動前來奉獻一切。但奧克人承受一次又一次的打擊，這些人以前是出於正義與尊嚴而順服，但最終他們還是在恐慌與羞辱中被迫順服。此時韋依感慨地說著：「力量不能摧毀精神價值，在歷史方面，再沒有什麼比這種老生常談更殘酷」；但同時也讚嘆著奧克文明的堅持，「認知力量，就是承認力量幾乎就是世間的絕對君王，同時又帶著厭惡和輕視棄絕它」（吳雅凌譯，2012，頁281、287）。在《扎根》書裡的〈拔根狀態與民族〉中，韋依告訴我們：十三世紀初，法國人征服了盧瓦爾河以南地區（也就是今天法國中南部將近一半的國土，包括里昂、波爾多、馬賽等），是最酷烈的征服，讓原有多樣文化一夕之間蕩然無存，當地文化被徹底拔根。這裡所提及的，是奧克文明被消滅的傷痛。這種對地中海文明的野蠻征服罄竹難書，是羅馬帝國後續的可怕遺產。
三、韋依所認知的古羅馬文明
韋依是猶太人，不僅不認同舊約，甚至還直覺說出舊約摩西與埃及之間的密切關連，加上其對古羅馬的負面評價，對整個西方文明詮釋是極大的撼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刻，韋依閱讀眾多歷史著作認為，希特勒目前的所作所為與過去古羅馬帝國並無二致。
韋依首先駁斥希特勒必將失敗的樂觀想法。由於人們習慣看到種種企求統治世界的失敗，比如查理五世、路易十四與拿破崙等，但她認為，如果我們把歷史的回顧再拉更久遠一點，那我們就會發現，這個企圖至少有一次是成功的，也就是古羅馬帝國在幾個世紀的存在。由此，韋依對自由民族不會消失的天真看法提出警告，在〈對希特勒主義起源的幾點思考〉（Some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of Hitlerism）中，認為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並非特例。
韋依發現，現代強權國家普遍都有希冀達到全球統治的願望，並以古羅馬帝國為其景仰學習的榜樣。因此威嚇世界和平的不只是希特勒德國，而是一種讓希特勒意圖可能實現的全球性統治「現代文明狀態」。而這種威嚇將不會隨著對德國取得勝利後就可以解除。韋依以上陳述，某種程度說明了十九世紀大英帝國的曾經作為，並且也準確預測了二次大戰後的美蘇冷戰，以及蘇聯瓦解後，目前由美國所建立的全球霸權秩序。
韋依當時認為，世界上唯一實現全球統治成功，並且將這統治維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就是羅馬帝國。但羅馬帝國卻是歷史上，能夠找到對人類發展損害最嚴重的政治體制之一，其獨裁與集權帶給被統治民族是災難與長期的衰落。羅馬帝國的和平是荒漠裡的和平，沒有政治自由、文化多樣性，更不要說文學藝術科學的發展。幾個世紀地中海流域的精神貧瘠正是這帝國所帶來的慘烈代價。
在這悲觀的說明中，韋依也提及亮光，而往後的歷史發展也確如她所說。她發現希特勒與古羅馬的差異在，希特勒在成為世界主宰之前就實行帝國統治，這種獨裁統治會阻礙他最後成為世界主宰。因為一個獨裁國家只能鎮壓臣民，卻不能征服許多其他民族。希特勒在自己的國家過早地扼殺自由。韋依強調，是羅馬共和國的公民征服了世界，而非後來失去自由的羅馬帝國臣民。羅馬帝國保存與發展了羅馬共和國的征服成果，但羅馬帝國本身卻戰功寥寥。韋依在戰爭爆發前夕就已推論，古羅馬的擴張力量在其實行帝制之後反而不復存在，因此，我們如果能有效維持不讓希特勒繼續擴張十或十五年，那麼整個危險情勢就能漸漸化險為夷。
比較讓韋依憂心的是，由於我們對古羅馬仍未有清楚省思，因此重新審視「我們文明基礎」是當務之急。因為古羅馬的模式是，榮譽屬於那些戰勝者，屬於那些能夠征服和統治別人的人，而不是屬於為正義和公共福祉奮鬥的人。或許我們可以仔細回想，當今世界主流的功成名就價值觀，對失敗者與弱者依舊是多麼地現實與殘酷。所以，究竟現在的文明狀態，是古羅馬的影響較多，還是古希臘影響較多？從中，或許我們才能體會何以韋依對未來的擔憂，「人類最終會喪失古希臘精神，我們今天所有最好的東西無不源於古希臘的啟示。」可以說，韋依的以上論述，依舊是當代的現在進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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