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自己，愛這個世界

三、結合資本與官僚統治的世界貿易組織

也許許多人不知，世界貿易組織與聯合國沒有任何隸屬關係。就世貿組織主導的各項貿易談判明顯偏向資方來看，說該組織是維護跨國大企業利益的全球富人俱樂部實不為過。早在關貿總協在1993年烏拉圭回合談判時，正因為農產品國際貿易的補貼問題陷入僵局時，該次會議談判代表，竟第一次提出要繼續向前，在物與物的貨品貿易之上，推動人與人之間國際流通的服務業貿易協定。關貿總協深知，服貿協定的推動會更棘手，因此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世界貿易組織。許多人由此推論，世貿組織正是為了推動服貿協議而成立。^[1]

而當中國與俄羅斯在2001年與2012年，分別成為世貿組織的正式會員國之後，世貿組織可說結合資本統治與官僚統治於一身，成為比聯合國更有實際決策力與影響力的新自由主義最大本營。世貿組織的「力量」王國確實早就遠遠超越「階級」意識所能影響的範圍。此刻，不管是再高談如何「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或者是社會主義國家將當前困境慣性地指向「邪惡美帝」，都會讓人覺得感慨與不知所云。

在「怎麼辦？」的疑惑與思考中，我們可以扭轉當前此一新自由主義市場力量的趨勢嗎？或者情況可以不要再繼續惡化嗎？在卑微人性的現實認知下，古希臘文明可以幫我們回復一些嗎？韋依是悲觀的。但也許透過韋依思想的說明，我們可以扭轉多少算多少。

馬克思在1845年〈關於費爾巴哈提綱〉的第11條提及，「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如今，經過近兩百年對資本統治的嘗試改變，得到的卻是官僚統治。曾經追隨格瓦拉在玻利維亞游擊戰，後來甚至出任法國密特朗總統特使的德布雷（R. Debray）在與中國學者趙汀陽進行「兩面之詞」對談中（2014），其提出的「媒介學」主要關心技術發明對人類行為帶來實際影響，其論述似乎從改變世界一端，重新擺向解釋世界的另一端。如何重新提出一種不要是「一種壓迫替代另一種」世界解釋，是當前重大挑戰。

以下，則嘗試從韋依思想的經驗層面與其超驗層面，提出其可能的「超自然真實」啟示可能。

肆、韋依思想在經驗層面上的當代意義

勞動是使我們從幻想到現實的重要途徑，從笛卡兒的研究中，得知幾何學就是工人的女兒，通過勞動掌握世界。韋依深感教育就是力量，而且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力量，她希望藉由教育，勞動者也可以獲得知識，將知識據為己有而非推翻它。基於這樣認知，韋依從短暫打零工到赴任中學教師，她與阿蘭的其他學生期望在未來，可以辦一所社會教育大學。

過去的統治階級是王公貴族，如今則是前者與資本家的聯合。阿蘭曾經將資產者定義為以說服別人為生的人，與人而不是與物打交道的人。所以資本家說服與收買學者時常是無往不利，因此總的說來，文字記錄者、神甫或知識分子，到目前為止幾乎仍是傾向選擇站在統治階級那一邊。新自由主義的文化霸權可以如此鞏固，只是再多了一個例證。

一、現代分工的笛卡兒失敗

科學究竟為人類帶來自由平等，還是新的奴役？韋依認為必須回到現代科學的源頭笛卡兒思想。當古希臘的泰勒斯發明幾何學，取代了過去祭司建立的王國，而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可說終結中世紀另一經院哲學王國。儘管韋依欣賞笛卡兒的貢獻，但在她經歷工廠歲月之後，還是有感而發地說「笛卡兒探索的方向錯了」。笛卡兒為了讓思考進一步走遠、抽象化，於是將古希臘幾何學也進一步符號代數化。然而，當思想交付給符號，人的精神，也就是大部分的人就會放棄思考的能力。當思想成為只是符號的操作，就不太可能有真正的思考。於是接下來的發展是學科專業分工，學者專家被發明出來，成為當代文明的主導。

笛卡兒沒有找到方法阻止將想像的範疇變成事物。韋依的工廠經歷證實了她早先學位論文所提及的憂心。學者將生活常識扔到一邊，直觀易明的則盡可能清除，取而代之的是重重抽象符號建構起來的新科學。於是，一道深淵將學者與未受文字教育的人們區隔開來，學者們成功地繼承古代神權統治的祭司。為此韋依將當今文明的畫軸，稱之為「笛卡兒失敗」。這是如何獲得知識的失衡。

或許挽回的方向是，絕大部分人開始恢復真正的思考，韋依後來也長期致力於此，甚至教工人們如何認識古希臘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Antigone）。今看來，公民社會的誕生與成熟，應該就是挽回笛卡兒失敗的希望。學者專家的特權化，是笛卡兒從幾何走向代數的失敗；而公民社會的知識普及化與降低國際分工的在地化，應是未來可以改善的方向。

前面曾提及韋依意識到達成國際協定的重要，否則一個國家取得的社會進步，將很難在世界範圍內維繫下去，當今新自由主義的大行其道，證實了韋依早先的憂慮。新自由主義透過李嘉圖「比較利益」法則（做自己擅長的），將本國貿易與國際貿易本末倒置，作為主張國際貿易的理論依據。而當國內分工進一步走向國際分工，資本主義的資本統治就很容易在傳統民族國家間，透過提升國際競爭力的名義，進一步不盡義務地需索其所要的權利，讓各國競相破底競爭。

這樣的破底競爭國際分工，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原來單一國家的民主鞏固、生態保護與縮小貧富差距等，如今漸成海市蜃樓。過去即使有定期選舉、民主自由傳統的民族國家，其向公民許諾的生態保護、基本工資保障，都在國際貿易組織主導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下，成為被視為不長進、沒有國際競爭力的落後國家保護主義象徵。

曾經幾度是全世界最大的跨國企業通用電氣（GE），從1986年就開始將公司業務進行全球分工，美國員工被裁一半，生產線移往低工資地區如東歐國家。然在這些低工資國家，工作依舊極不穩定。通用電氣曾將土耳其廠關掉，移往工資更低的匈牙利，但儘管如此，它仍威脅匈牙利，如果匈牙利又開始要求這要求那，則他們準備移往印度。該公司前總裁魏爾克（J. Welch）更明言建議：「你的每座工廠，最好都設在方舟上」（鄧伯宸譯，2005，頁321-322）。因為只要當政府想對工廠設限或該國工人想要更多工資或更好的勞動條件時，工廠就可隨時遷走。從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由於數億中國勞工加入全球勞力市場，因此在這破底競爭過程中，中國勞工正在界定，什麼是真正最低工資，也就是全世界的工資到底可以低到多低。

今天國際分工下的「血汗工廠」，除了低工資外，對人性最大的傷害是，勞工被計時地、並成天像機器般，做著同樣一個動作。人變成了機器、成了物。德語系思想家黑格爾很早就預示到，資本社會的分工，會造成「整體」史詩風格的危害（Lukacs, 1950, p. 155）。一個理想人性化的社會應是，每個人都能完整地獨自完成其所想要做的事物、志業。每個人即使最枝微末節的細節動作，也都能聯繫到社會整體意義，這是從古希臘文明以降，珍貴的人性化史詩美學。而今新自由主義倡行的國際分工，讓這原本已經相當非人性化的社會，實際上更成奴役化般的社會。